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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1 / 2)

旋蒸瓶在60c的水面上不断地转着,里面的无色溶液始终保持微沸状态,许久过后体积不见丝毫减少。杨宪在一旁的水槽里洗着试管,一百多根底部残留黄色不溶物的试管已被洗净一半,剩下一半在托盘里静静躺着。如果试管能思考,就会发现它们永远离不开这个实验室,除非有人将它们打碎,便能与垃圾一起去向实验室以外的世界。

我就是杨宪,正在把洗好的试管放进烘箱。

其实我不叫杨宪,是我的身体叫杨宪,而我叫胖大海。名字只是一个代称,把我当作杨宪也未尝不可。自从我记事起,他们就叫我杨宪,我从来不去纠正他们的错误,没必要,我解释不清楚,干脆就把自己活成杨宪好了。

杨宪站久了,踝关节酸得厉害。他加快清洗速度,以便早点回宿舍。左手抓起七根试管握成一捆,用蘸有洗洁精的试管刷轮刷一遍,再用自来水润几次便放在托盘上。如果仔细看,便会发现有几根试管底部仍残留黄色小点,“师姐不会发现的。”他心想。

师姐是研二学生,矮个子长头发,长相亲切,待人和善,主要研究附子寄生菌的提取物。杨宪所在的学校是广州岛内一所双一流高校,讽刺的是,身为双一流高校,却没有本科生实验平台,本科生倘若要参与科研实验,必须进入各个老师的课题组,给研究生打下手,聪明的便有机会得到属于自己的课题,做实验发文章;不聪明的便只能一直打下手,从洗试管到样品进液质前的所有步骤都要参与,需占据一半的课余生活。很不幸,杨宪恰恰是第二种,随时可被替代的工具人。杨宪不愿意承认自己工具人的身份,借以学习实验技能的理由自我安慰,他不去思考如何摆脱这个身份,并企图让自己成为一根试管,这样就不会因身份问题而烦恼。

一小时后,他把实验台收拾干净,跟师姐打声招呼,向宿舍走去。

“去我家吗?“手机弹出微信信息,周辉发来的。”我家“是我们校内一家便利店名字的简称,全名叫”我家超市“,更多的人简称它为”黑市“。

“来。“

“一包双喜,一瓶可乐。“

“草。“

我们之间的对话简洁明了,通常以“草“作为收尾。

周辉是一名网络警察,喜欢在各大平台用谩骂和拉黑的方式惩罚每一位傻逼。这是泄愤的方式,愤怒来源于枯燥的课程与平淡的生活,二十岁的年轻人体内能量是无穷的,除了靠网络重拳出击来泄愤,周辉还会去跑步、练单杠、骑车。

在中学的一次体检中,周辉被诊断为有腰椎间盘突出的倾向,医生建议他多练习单杠,于是他每每放学都会去操场的单杠上练习,翻转。在一年后的再次检查中,成功被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周辉感到愤慨,但仍接受医生的建议——多练单杠可以缓解突出。直至大二,当周辉拿出多年前的片子到医院写病历来申请不参与体测时,我们这的医生却告知他没有椎间盘突出。也许这就是医学的进步吧。他开始迷茫了,究竟自己有没有椎间盘突出呢?这是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因为他不会看片子,没有医学知识,只能通过别人所传达的信息来选择相信与否。别人终究是信不过的,就连医生都有看走眼的时候,更何况普通人呢。迷茫之余他选择相信后者,自己没有椎突,果断地把缠腰上的护腰摘了。毕竟这么多年来他并没有因为腰椎而受疼痛折磨。尽管不用再为椎突担忧,但他仍坚持着练习单杠的好习惯。杨宪觉得坚持锻炼的周辉身体健康程度是高于常人的,可在周辉自己看来,他的脚踝、膝盖、腰椎至少一处是有问题的。因为自己在小学的时候常常熬夜,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这是通过惩罚现在的自己来告诫过去的自己要珍惜身体,可惜人并不能穿越时间,所以并不能对过往的自己造成多大的惩戒;更何况人是善忘的,当我们再次面对熬夜的诱惑时,便不会在意曾经因熬夜而受过的苦,明天的惩戒留给明天的自己的来承担好了。

在认识周辉之前,我以为全中国人都会斗地主,后来发现并非如此。

大一第一个晚上,四个陌生的男人互相之间多少有些拘谨。杨宪对床是陈逸,邻床是关野。他们都是广州本地人,前者是个二次元游戏宅男,后者是个养生专家,他奶奶跟钟南山同过窗,也是这所大学毕业的。周辉来自常熟,是酷安众多机佬之一,后来在他的感染下,杨宪也逐渐成为机佬替补人员。

那晚,我们斗地主来快速熟络。输者需被提问各种稀奇古怪过不了审的问题。周辉不了解规则,在我们讲解之后,也加入进来。此后,斗地主就变成了成语大赛。“三带一”变成了“顺手牵羊”,“pass”变成了“不屑一顾”,“对子”变成了“梅开二度”等等。周辉深厚的语文功底让我敬佩。同时也被他的牌技折服。

“来一根?”

当我把烟和汽水递到周辉手上,周辉问道。

“走。”

于是我们走去阳台凭栏抽烟。

我没有烟瘾,偶尔会在他的邀请之下蹭一根,之后再送他一包,礼尚往来是传统美德,即使我们接受着西式文化的冲击亦不能忘本。可惜杨宪并不会抽烟,每次都只是把烟吸进嘴里再吐出来,因此吸完后嘴里会残留尼古丁的辛辣。

今晚没有月亮,尽管我很想写下月朗星稀四字,可没有月亮就是没有月亮,不值得造假。阳台对面是女生宿舍,两栋宿舍隔着一个环形自行车棚,棚顶是橙蓝红相间的铁皮,环里栽着棕榈科的树。罗曼蒂克一点的情节应该是我俩在阳台弹吉他,引得对面女生一片叫好,从此各自寻得真爱,尝遍酸甜苦辣。可惜我和周辉并不会任何乐器,女生也更喜欢呆在空调房里。

“好烦。”

“烦来。”

“烦来”是周辉的家乡话,也是烦恼的意思,现在倒成我的口头禅了。

杨宪想起十年前的暑假,在一间高大的屋子里,西斜的太阳从窗帘的缝隙中透入,明亮的阳光像地砖上打翻的奶油,浅绿色的吊扇在头顶呼呼作响,麻将声在小隔间里稀里哗啦。我妈正在小隔间里大杀四方。汗水在杨宪身上蒸发不去,额头与脊椎处残留一抹汗液,他用水打湿纸巾贴在手臂上,片刻后就把它丢掉。他看了眼钟,还没到三点一刻,尽管不渴,但还是喝了两杯水。翻翻冰箱,里面没有雪糕。打开电视,还不是节目播放的时候,里面插播着长长的广告,卖着餐具、翡翠、金器。再看一眼钟,三点一刻。离五点半还剩两个多小时,关上电视,又接了半杯水等会喝。那时的杨宪也成天把烦挂在嘴边,他在茫茫时间里发觉自己的渺小,因存在感的缺失而躁动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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