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方逸继续道:“在当时,统治合法性只是西汉的一方面难题。” “汉朝的真正大一统,是在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 但也正是汉武帝,无意间催生了社会上豪族的崛起,和外戚壮大。 可谓是按下葫芦起了瓢…… 文景之治的数十年间,大汉帝国国库充盈,钱财堆积如山。 甚至连串钱的绳子都因长时间未动用而腐烂。 到了汉武帝时期,帝国终于有了雄厚的资本,刘彻雄心勃勃,决心对匈奴发动战争。 这一战,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四十四年之久。 匈奴方面自然是被打得节节败退,苦不堪言。 然而中原人民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战争耗费巨大,国库里的钱财如流水般倾泻而出,很快便捉襟见肘。 朝廷无奈,只得向百姓征收更多的税款。 起初,一两次的增税,百姓尚能勉强承受。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税负日益沉重,许多百姓不堪重负,只好抛弃家园,成为流民。 那些尚未成为流民的百姓,也深受其苦。 他们纷纷放弃土地,注销户口,投奔到地方豪族的门下寻求庇护。 这样一来,官府便再也找不到他们,也就无需再交税了。 当时的地方豪族,主要是战国时期贵族的后代。 他们历经数百年,盘根错节,势力庞大。 再加上文景之治时期,社会自由度高,许多大商人趁机崛起。 此外,还有地方的大侠、豪强,他们乐于结交四方朋友,愿意庇护那些走投无路的人。 这些豪族在之前虽然已经存在,但势力尚未达到巅峰。 朝廷对他们还有一定的压制力。 然而,到了武帝时期,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朝廷掌握的户口日益减少,只好向尚未逃走的人征收更多的税款。 这一举动无疑是在逼迫这些人也投奔豪族。 于是,豪族麾下的人口越来越多,而朝廷掌握的人口则越来越少。 悄然间改变了大汉帝国的命运走向,为后世的政治格局埋下了伏笔。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贵族阶层似乎已烟消云散。 汉朝的皇帝初时颇感欣慰,以为从此可高枕无忧。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的力量——地方豪族,悄然崛起,再次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朝廷不得不依赖官僚体系来压制豪族的势力。 然而,官僚体系的运作离不开庞大的财政支持。 偏偏此时,由于豪族的兴起,朝廷的财政状况日益紧张,几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 如此一来,官僚们的待遇自然大打折扣,难以维持昔日的辉煌。 在生存的压力下,一些地方官僚开始与当地豪族勾结,共同对抗朝廷的权威。 这一变化,无疑让汉武帝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 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雷霆手段。 他首先打压官僚的势力,把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也就是司马、司徒和司空,以形成彼此制衡。 后来干脆由外戚充任三公,如卫青、霍去病等人,并赋予他们极高的权利。 但至少这些外戚还是有极大的军功在身,官僚也不能多说什么。 随后,霍光也被册封为大司马大将军,成为朝廷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同时,汉武帝频繁更换丞相人选,在位前后,共任命了十三位丞相。 且多为唯命是从之辈,以确保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受威胁。 此外,还提高了中朝官的地位,将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外朝则主要负责执行命令。 为了进一步削弱地方豪族的势力,汉武帝发布“推恩令”等政策,通过分化瓦解的方式削弱其影响力。 这一系列举措虽然暂时压制了官僚和豪族的势力,但却导致了外戚权力的急剧膨胀。 大司马大将军等职位的权力逐渐超越了丞相,成为朝廷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汉武帝当然是雄才大略,压得住场子。 但他去世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外戚势力愈发强大,逐渐威胁到了皇权的稳定。 最后更是发展到了一手遮天,废立皇帝的地步…… 李子星感叹道:“权利那还真是难以平衡。” 老年方逸继续道: “随后的灾异说更是将这一切推向了绝对的危险地带。” “汉武帝驾崩之后,汉昭帝继承了大统,西汉的朝堂与民间皆沐浴在新帝即位的曙光之中。 然而,一日之间,皇家园林上林苑内竟发生了一桩匪夷所思的奇事: 一株早已枯死多年的大柳树,竟奇迹般地重焕生机。 更令人惊骇的是,树叶之上,有虫豸啃噬出了五个意味深长的字——“公孙病已立”。 这显然是人为编造的谎言,但在那个迷信之风盛行的汉代,这一事件却如同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 激起了层层波澜,引发了一场持久且震撼人心的动荡。 当时,有一位深谙五经之道的儒生,依据《春秋》对此异象进行了一番解读: 此乃上天示警的灾异,预示着刘姓汉朝的江山即将易主。 鉴于汉朝自诩为尧帝之后,儒生遂主张汉昭帝应效仿先贤尧帝,主动退位让贤。 将皇位禅让给据说为舜之后裔的“公孙氏”。 这一预言,如同幽灵般在西汉的朝堂与民间悄然蔓延,引发了无尽的恐慌与猜测。 朝廷迅速以妖言惑众的罪名,将那位儒生处以极刑,意图以此平息谣言。 又因汉武帝好大喜功,极度压榨民力,晚年的“巫蛊之祸”更是酿成皇太子自杀、汉昭帝八岁即位的危亡局面。 汉昭帝死后,又出现权臣霍光废掉新任统治者昌邑王,改立汉宣帝的政治动荡。 所以,西汉统治是否具有合法性,刘氏是否受到上天眷顾,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是越来越怀疑。 然而,世事无常,命运的轨迹似乎总爱与人玩笑。 汉宣帝即位,而汉宣帝的原名正是刘病已,身份也恰好符合“公孙病已立”的预言。 对于汉宣帝而言,这一预言无疑是他登基的祥瑞之兆; 但对于汉朝的君臣百姓而言,预言的应验却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锁, 让他们心中充满了对“汉室必定退位”的寓言。 而后,自汉宣帝始,汉朝的国土上灾异频发,及至汉成帝时期,情况更是每况愈下。 汉成帝在位约二十六年间,日食竟发生了十次之多, 加之地震、水灾、火灾、旱灾、流星、陨石、沙尘暴等天灾人祸接连不断,各种离奇古怪之事也层出不穷。 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许多人深信西汉王朝的统治已危机四伏。 当时,有大胆的大臣直言不讳地向汉成帝进谏: “陛下您看,上古史书中记载的所有灾异,在您统治的时代竟悉数上演, 这究竟是‘治世’还是‘乱世’呢?”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 在后世,敢于如此直言不讳的大臣恐怕早已身首异处。 然而,汉成帝却以罕见的坦诚回应道:“这还用说吗?这当然是乱世……” 在那个时代,不仅大臣与百姓对刘家的统治合法性产生了动摇,甚至连皇帝本人也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 在种种困境与挑战面前,西汉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如同风雨中的烛火,摇曳不定,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