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之后，我被张大帅安排在了第五步兵师第三战车连任连长，我十分高兴，因为，我感到，我自己的才华终于得到了展示。 那个时候，我们奉军所用的，是一批从法国购买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这种坦克的装甲不是很厚，最薄的地方只有6，而最厚的地方，也不过22，战斗重量，也不过7吨，比起后来的苏联他34坦克，德国虎式坦克，那简直是玩具。 不过，就是这样的玩具，在那个时代，尤其是在军事科技及其落后的中国，算得上是十分先进的武器了，它每小时最快能行进十公里，炮塔可以自由地旋转三百六十度，后来的坦克，炮塔大多都采用这种方式。 火力方面，主战炮是一门37的火炮，辅助武器是一挺8的1914odel机枪，在那个时候，还算得上迅猛。 听说，这款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经亮了相，参加国弗莱尔、康布雷等著名的战役。 虽然它的性能和我在德国开的av7坦克不尽相同，但坦克大多都是大同小异，所以，我很快就熟悉了它所有的性能，并开得如鱼得水。 我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训练我的战车连，几乎把在导师古德里安那里学到的理念全都融入了其中。 所以，我的战车连很快行成了战斗力，在与步兵配合作战时，也发挥到了相应的作用。 不过，奉军里的很多兄弟，都不怎么看好这个铁家伙，认为它顶多只能起到辅助步兵进攻的作用，或许，那是因为中国人特有的固守传统的思想在作祟吧。 至于张大帅，当时，他想什么，我也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他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人，否则，他就不会从法国千里迢迢地引进这些坦克，更不会组建什么战车连。 至于没有组建装甲团、装甲旅，装甲师的原因，我想，那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如果我们当时真的有那个实力的话，就不会让日本关东军在南满胡作非为了。 但是，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都要用我的坦克打出一片天地，让奉军，乃至全中国的军人都知道，我的坦克部队，是地面上不可替代的霸王。 我十分期待战争的到来。 一年之后，战争终于来了。 可是，那场战争并不是我所喜欢的战争。 因为，那是大帅和直系军阀的战争，那是中国人在自相残杀！ 那一年，也就是1922年1月，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六省军阀，通电痛斥梁士佶内阁媚日卖国，迫使梁离职，直奉两系之间的矛盾日趋恶化。 同年4月28日，张大帅亲率四个师，九个旅约12万大军入关，分东西两路沿津浦、京汉两线猛攻直军，直军七个师，五个旅约十万人在吴佩孚的率领下，分头抵抗。 我军很快打到进入北京，在长辛店、琉璃河等地与直军展开激战。 我被编入了郭松龄将军的第六师，在长辛店战役中担任主攻。 那一天，炮声隆隆，枪声四起。 直军拉起铁丝网，在长辛店内深沟筑垒，机枪，火炮，不停地向我军开火。 我军发动了一次有一次的进攻，但都被直军大退，奉军兄弟尸横遍野，到了现在，我依然无法忘记当时的惨烈景象。 为了鼓舞士气，师长郭松龄亲临前线坐镇指挥，并让我率领战车连打前锋。 表现自我的时候终于开始了，我信心十足地坐上我的坦克，带队冲锋。 在冲锋的过程中，我的二十辆坦克分左中右三路以“品”字形排列，向直军阵地发起冲击。 步兵则紧跟着坦克，依托坦克为掩护，一边前进，一边向防守的直军射击。 我们的后面，则有炮兵兄弟开跑压制直军，为我们掩护。 看到这些身形庞大的铁家伙，他们有些慌乱了。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惊慌失措之下，他们不停地用机枪，步枪向我的坦克扫射。 但是，机枪和步枪子弹打在坦克上，除了溅起一阵耀眼的火花之外，什么效果也没有。 坐在坦克里的我，冷冷地对他们笑了笑。 如果步枪和机枪子弹能击穿坦克的话，还要坦克来干什么。 在冲锋的途中，坦克上的火炮和机枪也不停地对着他们开火。 机枪一扫就是一大片，37的主战炮随着炮塔不停地旋转着，可谓是指哪打哪，一炮过去，直军就要报销十多人。 一根根血淋淋的残肢断臂随着炮声的响起不停地在空中飞舞着，直军士兵惊恐万状的惨叫声响成了一片。 那是我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杀人。 我没有害怕，也没有兴奋，有的，只是一种说不出的愧疚。 因为，我在杀的是中国人，是自己的同胞。 直军的几门山炮响了起来，击中的我们的两辆坦克。 两辆坦克立即化为熊熊燃烧的火球。 他们的惊慌减少了些许，因为他们知道，火炮可以克制我们的坦克了。 也怪这法国老的ft雷诺轻型坦克装甲实在太薄弱了，如果是德国的虎式坦克的话，就算他们的山炮打到炸膛，也摧毁不了哪怕一辆坦克。 不过，尽管这样，他们的兴奋也持续不了多久。 他们有火炮，难道我们没有吗？ 我的每一辆坦克，都是一座移动火炮。 坦克上的火炮很快摧毁了他们的炮兵阵地。 我们的坦克也很快地冲破了直军的铁丝网，突入长辛店。 当我们的坦克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吓得连逃跑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一次进攻，我们只阵亡了五十人，受伤十人，就全歼、俘虏了近千名直军士兵。 我军士气大盛，一鼓作气攻破长辛店渡过卢沟桥。 这个时候，琉璃河的战役也顺利结束，我军大胜，负责进攻的第四师和我们的第六师在卢沟桥东岸会师。 在攻打琉璃河的战役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也是一个战车连的连长。 他叫欧阳文建，是我的兄弟，当年我和一起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一起拜古德里安为师。 我的性格偏向文静，而他却是个脾气火爆，易冲动的家伙。 在德国的时候，有一个德国学生说了一句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就被他狂扁了一顿，打断了三根肋骨，在医院躺了两个月。 我想，在琉璃河驻守的直军应该被他的坦克碾死了不少吧。 我们一起攻打固安县城。 固安县城有直军重兵把守，炮火也及其猛烈，一时半会儿之间，就是我们坦克部队也无法攻克。 不料，形势急转直下。 吴佩孚忽然改守为攻，出兵绕至卢沟桥后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攻占了长辛店，琉璃河，就连卢沟桥，也被直军占领。 我们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窘境。 撤退命令传来，我们立刻突围。 我不知道，也不想去回忆，我是怎么突破直军重兵把守的卢沟桥，回到奉天的。 我只知道，我的那一次，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一路飘血！ 我不知道，我杀了多少人，我只知道，我的坦克履带上沾满了直军士兵的鲜血、内脏、和脑浆。 那种坦克压过人身体时的“咔吧咔吧”的声音，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战争，是惨烈的，是残酷的。 自相残杀的战争，更是泯灭人性的。 奉军败了，败得很惨，大帅也被总统徐世昌免去了东三省巡检使的职务。 但是，我因为表现突出，被荣升为中校。 但是，我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我肩章上的杠和星，全都是靠杀自己的同胞换来的。 我有点恍惚，也有点儿迷茫。 同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自相残杀，为什么就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如果我们不分什么直系、奉系的话，不整天自相残杀的话，根本就不用害怕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更不会让驻扎在旅顺大连的不到两万的日本关东军骑在我们的头上。 我原本以为，统一的中华民国政府很快就会建立，中国人之间不会再自相残杀了。 但是，我错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军阀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而大帅不甘心失败，一直在扩军备战，准备再次武力夺取中央政权。 为了在政治上为了对抗武力统一政策，大帅与段祺瑞，还有“国父：孙中山建立了三角同盟。 两年之后，也就是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大帅谴责齐燮元攻浙，并以援浙为名，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将奉军编为6个军，约15万余人，沿山海关、承德、赤峰三个方向进发，与直系军阀的第二次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装甲兵中校，也因为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表现突出，被编入其中，继续去残杀自己的同胞。 望着苍茫的大地，坐在坦克里的我五味杂谈。 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事，究竟何时才是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