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位于内陆、又是高原地区，以往我们依托海军强大火力，实行诸兵种作战模式，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已无法具现，我们的总体作战能力几乎减半。” “当然凭借我中华军的军事素养和先进武器装备，还是能够轻松获胜。” “但因西夏地区人口结构十分复杂，不少是流动性极大游牧民族。如何迅速让民众安宁、防止溃兵窜逃四方，形成无处不在的不稳定因素，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要素之一。并因贺兰山、祁连山等复杂地形，其清剿难度不在灭金、灭宋战役之下。” 马速微微点头，心里很是欣慰。岳霆及枢密院参谋们还算清醒，没有被之前的灭倭、平推东南亚地区、灭金和统一南宋、吐蕃地区等不菲的战果，而骄傲自大。 时光一瞬而过，当年的3岁小童，现在已近50岁，完全成长起来了。 “不过，我们这20多年，都有针对性的专题研究和预案。总体来说，唯有骑兵才能对付机动性极强的骑兵。为此，我们整合蒙古地区时，持续在骑兵兵种上进行了巨额投入，不仅数量逐年增加，且通过这些年艰苦战训，大浪淘沙，已拥有20万精兵铁骑。还专门成立了良马培育牧场，这些年陆续获得了数万匹好马。平定吐蕃地区后，又整合进来了5万及格线以上的新生力量，这些都是我们此番西征的重要力量。” “经过我们多次推演，除保留10万铁骑驻守吐蕃、蒙古与西辽边境外。将派出15万铁骑及6万陆军和10万辅军，组成西征大军。”岳霆继续讲解到。 “不会吧，对付西夏这个小国，还用这么多的兵力？”一年轻将领狐疑到。 “这是基于出现万一的极端艰辛状况，做出的战役策划。最为关键的是，我们此行的战略目标并不仅是西夏。甚至为了最大发挥我们武器和战术素养优势，骑兵这个传统兵种，也仅是执行诱敌、围困、追逃等战术任务。” “真正攻城拔寨、围歼敌人，还是要采用步炮协同作战方式，远距离解决战斗。如此，才能最大程度降低我方将士的伤亡。回到西夏战役话题，我们设定的最理想的模式，是通过初期几场大胜，威逼李家王朝坐到谈判桌上来，最终和平收复塞上江南。” …… 仔细研讨了战役预案后，马速没有犹豫，批准了岳震他们的作战方案。战争机器再度发动起来，各种后勤物质、装备、兵力等，源源不断通过火车往西方北方向输送。 各种动员和治理人才选拔，也在大中华各地开展。其中在原南宋地区，开始大力宣传优惠移民政策。其中只要迁移到塞上，便可获得人均3亩的土地的政策，对地少人多的原南宋地区农户，有极大的诱惑力。 西征战车，正式启动。 1193年3月，西北大地翠叶初露尖尖角，起伏不定的枯黄草原，已能偶见丛丛青草。 打响第一枪的，是中华军从西夏北侧、东北侧的蒙古地区，抢先攻占了贺兰山（银川西北）赤木口（三关口）、肃州（酒泉）北的浑垂山等塞上重要关隘。武力悬殊之下，战斗没有什么悬念，中华军迅速在这些关隘构建其防御工事，牢牢掌控住塞北进出通道。 距离兴庆府最近的关隘仅50公里，但中华蒙古方面军严格遵从总指挥部的命令，固守关隘，引而不发。保持对不远处西夏都城兴庆府的战略威慑，并牵制住西夏军主力不敢动弹。 西南一侧吐蕃地区方向的祁连山关口，也在中华军收复吐蕃地区时，设立了关隘镇守，阻止了西夏兵一旦战败逃往辽阔草原的可能。 西北方向，则有一队铁骑借道西辽大漠，南下抢占了沙洲（敦煌），并构筑防线，形成了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防御关隘。 至此，针对仅300万人口、10多万兵力的西夏口袋阵完成构建。 南路3万步兵、5万辅军，以京兆府（西安）为后勤基地，从东南往西北，朝河西走廊门户凉州（武威）方向推进。 北路3万步兵、5万辅军，依托太原为后勤基地，向绥州（陕西绥德）、银州（榆林米脂一带）方向挺进，并一路向西进攻前往兴庆府（银川）。 一路上的战斗不算多么激烈，中华大军的大炮一轮轰炸，再坚固的城门也都轰然倒塌。西夏兵哪里见过如此阵仗，又见穿戴有轻质合金盔甲、头盔的中华步兵，奋勇向前，无惧弓箭的攻击，其气势和犀利的武器让守城西夏兵很快溃败、并跪地投降。 每攻下一座城镇，便立刻交付给一队辅军驻守维持治安，正规军则马不停蹄往西继续推进。 随大军前行有选派来的地方官吏候选团队，大军离去他们便按事先分配的城池，即刻接手管理。在这些地区暗中营运多年的情报机构，也配合这些地方官员们，对当地民众身份鉴别，并发放身份证。 普通百姓面对这样的城市治理，自然无忧无虑，留在原地如常生活。而一些成分复杂，甚至可能是不安定因素，则全部集中押送回内地，直接在建设工地、矿区进行劳动改造。 这是枢密院在面对极为辽阔的西部大地，制定的一种快刀斩乱麻策略，可有效防止大军高速西征前行，已解放后的地区，混入一些别有用心的分子死灰复燃、制造动乱。 与此同时，从原南宋地区招募来的移民，源源不断通过运送至河西走廊安家落户。 如此，打下一片地区，就随即安抚百姓、同时安置移民，启动建设，西夏和内地联系紧密的东部地区，很快安定下来。 中华军如此稳健的战术和强悍的武力，让李氏王朝十分恼火但却无奈，每天朝会听到的，都是一片片地区陷落的噩耗，关键是北侧还驻扎着来自蒙古方向的铁骑，好似悬着一把“铡刀”随时可能掉落。 此时，夏仁宗李仁孝已病入膏亡，自知将不久人世（前世历史于1193年10月16日病逝），便吩咐年仅17岁的李纯佑，遵循先辈200年来的“外交理念”，派使团与大华军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