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袁主任那边却始终没有消息。十一点四十五分，上午的会议进入尾声，一名工作人员找到我，表示对李松的专访已经安排好，将在十分钟后开始。我再次发短信询问调查进展，袁主任也迅速做出回复：
“今天可能没办法核实了。”
我删掉短信，跟随工作人员离开会场，一面迅速思索。事已至此，只能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进行大胆推测了。
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李松存在与血清素合成有关的基因缺陷，他生于1949年，1973年24岁。24岁的他目睹祖父惨死，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变化，心理变化又通过激素调节等方式影响了生理，导致其血清素水平大幅降低，又因为血清素合成相关基因存在缺陷，李松从此便患上了慢性抑郁症。1974年，李松25岁，经历了一年的痛苦后，他和家人终于认识到了抑郁症的存在，从此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物。1985年，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挫折面前，他的心理再次出现了与1973年类似的变化过程，并再次影响了生理，使得抑郁症出现了三个月的短期爆发，随后又在药物和家人的支持下归于平寂。
按照这个思路推断，1973年和1985年，两起事件都导致了李松抑郁的爆发，所以其抑郁根源，很可能与两起事件中共同存在的某种现实因素有关。两起事件中共存的现实因素实在是太多了：生活压力的陡增、亲人的离世、来自他人的恶意、前途的暗淡，等等。我任由思维发散，把能想到的因素全都套入推测中过了一遍，却始终无法确定导致其抑郁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或许，他的抑郁根源并非某种单一的因素，而是多种现实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果是这样，我究竟该从哪方面入手、引导他的抑郁再次爆发呢？
我跟随工作人员缓步走动，不禁有些自责：接下来的十分钟专访，是A集团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如果白白浪费掉，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为什么没有提前进行各种猜想与推测，非要等待袁主任的调查结果呢？如果我早作准备，此刻或许就不会如此被动了。
但再多的自责也毫无意义，十几秒后，我已经跟随工作人员进入了李松的办公室。当时，李松正伫立窗前、眺望沉思。带我前去的工作人员看了看我，又看着李松说：
“李书记，《时政法律》的张记者来了。”
“嗯。”李松回过神来，走到我身边，亲切地伸出手，一面打量着我说，“哟，没想到是个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啊。”
一旁的工作人员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随即关上房门。
我赶紧伸出双手，一面赔笑说：“李书记，能得到采访您的机会，说三生有幸真是一点都不为过。我觉得，您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平易近人。”
他无奈地摇摇头：“哎，年轻人啊，还是少学点嘴皮子功夫、多长真本事的好！”
我继续赔笑，一面观察办公室里的布置，想象着他自杀时的情景。当时，想到他的死，我心头突然一震，注意到一个被我一再忽略的词：
死亡。
在当天上午的发言中，李松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死亡，而且每次都会表现出明显的心理不适，说到自己的死时，他还总会下意识地摸一下心脏——这似乎是某种仪式化行为。我当时就觉得，“死亡”对李松来说有些十分特殊的心理意义。
那么，他的抑郁爆发会不会跟“死亡”这一概念有关呢？
很有可能——按照此前的推测，他抑郁的前两次爆发，分别发生于1973年和1985年。1973年祖父受迫害而死，1985父亲得急病而死，两次抑郁爆发时，他都经历了亲人的死亡。祖父死于压力下的心脏病发作，李松提到自己的死亡时也总会下意识地摸一下心脏，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李松的父亲是得急病而死，是什么急病呢？会不会也是心脏方面的问题？李松摸自己的心脏，究竟有着什么心理意义？和“死亡”这一概念又有什么关系？
我决定就从“死亡”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