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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墨色的字迹和印戳来看，这是一份接处警登记表的复印件，主要内容如下。
报警人：陈玉龙。报警方式：电话报警。报警时间：2002年7月20日上午10时22分。案件发生地点：锦绣花园C区8号楼1218房。简要案情：有人遭到绑架、非法拘禁。处警情况：接警后，何海峰、杜仁强、孙可、李梦晴十五分钟内赶到现场。处警人：何海峰。值班长：李玉粱。
我对登记表里提到的这件事并不陌生。
那是2002年，父母留下的烂摊子尚未梳理清晰，大笔资金不知去向。6月初的一个夜晚，我正为几起官司愁得上火，几个陌生人突然闯入我家，亮出带有我父母笔迹与指印的借款合同书，声称拿不到钱就住在我家不走——我对此早已习惯。
我先是好言相劝，但他们根本不听。我也想过报警，但深知报警没用——我此前遇到过数次类似情况，每次都天真地选择报警。但我年纪轻轻、势单力薄，对方则通常是一群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中年人。以至于每次报警的结果都是：处警的警察将对方行为认定为“经济纠纷”，而“经济纠纷”属于检察院的职责范围，民警无权干涉，从而草草结束处警。
我咨询过陈玉龙，他无奈地告诉我：如果没有人脉，类似事件肯定会被认定为经济纠纷。毕竟，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不出事，谁也不会为了维护正义去得罪人。
我想过先到朋友亲戚家中躲躲，但，且不说亲友们不愿收留，就是愿意，我也无法彻底摆脱纠缠，即便能摆脱纠缠，我也不好意思去麻烦人家。无奈之下，我只得任凭这些人住在家中。老婆当时还是女朋友，几次提出过去陪我，都被我断然拒绝，我绝对不能让她牵扯进来。
住了半个月，这些人也逐渐失去了耐心，开始对我进行威胁和恐吓，我所能做的只有忍受。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这些人突然离开，我以为他们暂时放弃，不料其中一人当晚返回，还带了四五个年轻男女。他告诉我，这四五个人都是HIV的携带者，如果不还钱，这些人就会一直住在我家，把家中所有生物用品用个遍。携带者们也毫不客气，一进家门就洗澡洗脸、喝水做饭。
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暂时离家，先到亲戚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就在嫌弃的目光和愧疚之心的驱使下选择离开。我当时身上没几个钱，又不愿再给其他人添麻烦，于是选择在外流浪。好在当时是夏天，短时间的流浪也并不十分辛苦。七月初，我得知HIV携带者们已经离开，就决定趁天黑回家里看看。当晚，在离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几个陌生人跟上了我，软硬兼施下，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新建小区。
这个小区，就是锦绣花园C区。
8号楼是个公寓型的住宅建筑。在1218房，他们依然通过各种方法逼我偿还债务，我唯一能做的依然只有忍受。那些天里，我不止一次地想过死，但生的希望从未彻底破灭。为了方便我筹钱，拘禁者们没有没收我的手机。7月中旬的一个深夜，看守者都已睡着，我悄悄翻动手机，在通讯录中注意到一个不算陌生的名字：顾成杰。
父亲在世时，有一次让我帮他记录顾成杰新换的手机号，我就顺便存到了手机里。我依稀记得父亲说过，顾成杰是司法厅的一位什么主任，两人颇有私交。
第二天，我抱着一线希望给顾成杰发了短信，希望他能想办法救我。顾成杰很仗义，当即回了短信，让我弄清楚自己所在位置，然后找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去派出所报警，就说你遭到了绑架。我说起之前屡次报警无果的事，他让我不必担心。
直到7月19号午夜，我才找机会弄清了自己所在的具体位置。思前想后，我决定把报警重任托付给陈玉龙。我联系了他，身为律师，他深知替我报警存在极大的风险，但最终还是答应帮忙。
7月20号上午，四名警察敲开房门，无论拘禁者们如何解释、威胁、表明与本地公安系统高层的关系，几位民警都不为所动，坚持认为他们对我进行了非法拘禁，将我们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之后，派出所领导对我极其偏向的态度，让几名拘禁者意识到了那次报案存在特殊背景，因而主动承认了非法拘禁的事实。但最终，他们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这些，就是常嘉丽交给我的那份“接处警登记表”背后的故事。
我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看着常嘉丽：“这是什么意思？”
“证明。”她叹了口气，“玉龙说，这是他对不起你的证明。因为这个表，他一直都没脸见你。现在我交到你手里，算是替他赎了罪，他也能瞑目了吧……”她紧绷的嘴唇猛然张开，泪水夺眶而出。
我完全无法理解她的话：这份登记表，分明是陈玉龙作为朋友、不顾个人安危对我无私帮助的铁证，怎么成了他愧对于我的证明了呢？
我把登记表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依然没能看出任何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