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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笔记本往后翻了一页，写下“隐痛”二字，随后问道：“你从书中发现了什么？”
她说，“读完前言我意识到，杀死陈曦的方法可能就在书中。随后，我用两个小时通读了一遍，对陈曦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她是1980年5月20号出生的，八岁时父母离异，原因是母亲有了外遇，对象是一名外地商人。陈曦说，自己当时很希望跟母亲一起生活，但母亲却放弃了她，跟随商人离开了本地。”
当时，距陈曦离世已有三年，叶秋薇却依然记得《隐痛》的每一个细节。
“之后，陈曦跟随父亲陈旗帜一起生活。”她接着说，“陈旗帜原本是一家国有工厂的职工，九十年代初，工厂私有化，他下了岗，父女俩的日子一度很艰难。92年，陈旗帜跟几个朋友做了半年的农副产品投机生意，赚了一笔钱。不过陈曦说，父亲是个本分老实的人，有了资本后，没有继续冒险，而是开了一家粮油店。粮油店的生意虽然稳定，但辛苦又栓人，陈曦回忆，从那时起，父亲就很少跟她有知心交流了。”
“她的压抑正是由此而来的吧。”我说，“有些人因为理性而压抑，有些人则因为压抑而理性，她属于后者。”
“没错。”叶秋薇继续讲述，“陈曦就在书中提到，她能理解父亲的劳累，以及随之而来的淡漠。她从小就非常同情父亲，对父亲还怀有一种深深的愧疚，认为父亲的劳累都是为了她，母亲的离开也是她的存在导致的。”
“哦，我有点印象。”我只在07年读过一遍《隐痛》，有印象的地方并不多，“她认为父亲的不幸和辛苦，都是她造成的。”
“不止如此——”叶秋薇说，“和同学、朋友相处出现问题时，她也总会第一时间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她在书中说，自己的这种心态，在青春期尤为严重，习惯把责任强加给自己，反倒让她失去了不少朋友，因为她们觉得她有点神经质。”
我想了想说：“确实有点神经质，她的这种心态，已经属于神经官能症的范畴了吧？”
“是的。”她说，“心理学意义上的神经官能症，主要表现就是为自己强加责任，认为凡事都是自己的错。这是一种常见的人格障碍，就陈曦而言，可能是母亲不负责任的离去诱发的。这本来是一种非常容易消除的心理障碍，但若放任不管，就有可能演化成精神病学意义上的神经官能症，从而对身心健康带来明显影响。”
听到“健康状况”四个字，我心头一震：“这就是陈曦的弱点？”
叶秋薇看着我，目光安静平缓，在这种目光的感染下，我渴望知晓真相的急躁情绪，也逐渐平缓下来。
“还不是，但这无疑很有价值。”她稍后说道，“陈曦如此压抑，还存在明显的人格障碍，却一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精神问题，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我猜测说：“也许她天生就会自我调控？”
“几乎每个人都存在心理问题，但大多数都不会表现出来。”叶秋薇对我的答案不置可否，“因为心理有一套完善的自我保护机制——有时候更像是自我欺骗机制。当心理出现并不严重的问题时，这一机制就会想办法自行解决：有时是掩盖，有时是疏导，有时既像疏导又像掩盖。”她看了看我，“你同意这个说法么？”
我完全同意。虽然教科书里很少提到这些，但在我的大学时代，很多老师都有意无意地表达过相似的观点。心理会自我疏导和掩盖错误，但有时候，这两种手段很难区分清楚。
我说：“不能更同意了。”
她端起杯子，在嘴边转了一圈，又放回桌子，说道：“再说点你未必会同意的。我读心理学硕士的时候，因为一个观点跟导师产生过激烈争论。我认为，心理障碍未必全是坏事，有些人取得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其心理障碍。”
我茫然地看着她。老实说，我真的很难立刻接受这个观点。
“以陈曦来说。”她继续分析，“母亲的不负责任、父亲的忍气吞声以及辛苦工作，引发了她对父亲的极度同情，这种同情扩散开来，逐渐诱发了她对父亲畸形的责任感——也就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神经官能症。儿时经历造就的压抑性格，使她从未想过改变心态，相反，这种心态越来越严重。她失去了朋友，却不曾失去生活的动力，责任感就是她的动力。所以，她才会在98年，以全市前十名的成绩，考入B大（国内名校）的新传系（新闻传播系）。后来，对父亲和朋友的畸形责任感，衍生出对整个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在她内心深处，或许整个社会的丑与恶，都是她的存在导致的，所以，她才会一次又一次地不顾危险，进行同行们不愿接触的新闻调查，甚至触及一些新闻禁区。神经官能症，反倒成了她立足社会的心理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