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的是，崇尚贵族的民族，贵族易占上风；崇尚流氓的民族，流氓易占上风。
流氓占了上风，必然诱惑、逼迫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民族、。变成流氓民族、就是文化道德陷入全面大倒退，社会陷入大溃败。
这种贵族和流氓都是精神意义上的，而非身份物质。
墨家巨子以贱人自居，但是他确实一个彻底的贵族，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承担的勇气；包括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包括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等等，都显得弥足珍贵。
华夏的贵族精神，大概可以挑出三个不同时期的典范，来看出华夏贵族精神的发展趋势。
第一代典范是屈原。
第二代典范是陶渊明。
第三代典范是曾国藩。
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华夏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的贵族精神也是墨者的贵族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华夏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华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华夏文明所有的伟大思想启蒙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齐驾并驱，华夏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甚至更加繁华。
第二代是陶渊明的贵族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
他开始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
要格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
毫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同时也是反应着当时统治者以及社会对贵族精神的态度和压迫。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
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