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宁有些好奇，便找到了当地疾控中心的研究员陶菲。
两人原本都是胡陶村的村民，离开村子后就在离村不远的翟县县城工作。出于职业的严谨以及对家乡的热爱，两人相约一起回村做了一番细致的研究和分析。
从91年到99年，虽然时间跨度很长，但其实染病的病人并不多，互相之间也没什么联系。
因为是乙类传染病，所以早在91年刚出现苗头的时候，卫生所就开始向村民宣传疫苗，接种率也不低。
牲畜方面，一开始因为成本问题所以接种率不高。可95年陶根生那次事儿发生后，基本所有牲口都接种上了炭疽疫苗。而且所有家里养了牛羊的村民都有收到宣传单，上面明确罗列了牲畜感染炭疽后的症状。
防治到了这种程度，强度可谓达到了全国顶尖，可依然还是有零星病人出现，现象令人费解。
这时陶菲觉得，既然已经断绝了人畜之间的传染链，又打了疫苗，那病原菌就应该存在于大自然中。她迅速组织了一支研究队，对胡陶村上下展开土地和水源采样。
结果令人欣喜，队伍总共采样23份，共分离出5株炭疽杆菌。而这5株的来源地基本相同，全在那条溪水的周边。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胡陶村夏天干旱，往往需要挖渠才能灌溉庄稼。而到了冬天，水渠就没了存在的必要，有时候就会被人填上。
这个理由看似很合理，可细究起来还是有不少漏洞。
胡陶村几乎隔半年就会出现一次单一病例，可水渠却并非年年都需要挖掘和填埋。那些发病的病人有些住得离河溪近，但有些却很远，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没参与水渠挖掘填坑工作，住所分布也没有规律。
解释牵强，也没办法自洽，但不管怎么样，这总比之前没解释来的强。
胡宁和陶菲当初也倔过，特地找了当地村民做过探访，就是没有头绪。
最后两人只能作罢，合作写了一份报告，把这么多年的怪现象记录了下来，并写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一结论颠覆了原有的炭疽传染模型，也成了国内炭疽防治研究的一项重要进展。
原以为00年后会成为佐证这篇论文的关键年份，谁知村里爆发了血祸，关注点完全偏离了方向。虽然感染人数占比并不多，但HIV的帽子比起炭疽可要严重得多。（2）
疾病本身固然可怕，但心理上的压力更可怕。一直到2003年年初，有了免费抗病毒治疗后，村子才稍稍有了些起色。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从03年开始，失踪了三年多的炭疽又回来了。
“这，这有点邪门啊。”
两位传染科主任互看了一眼，表示不解：“对于炭疽，我们两人虽然接触不多，可这种病基本是由兽传染给人，而且有很明显的爆发倾向。”
“可胡陶村的炭疽全都是散发传染，时不时就会蹦出来一个。每个病例都是独立存在，没有传染链，没有向外传播......怪......太怪了！！！”
丹阳疾控的其中一位副主任说道：“我就是从翟县调过来的，对炭疽也研究了十多年，散发病人并不是没有。”
“对，散发的病例肯定有。”黄勇解释道，“麻烦的是，为什么散发病例全聚集在一个村子里，并且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一个.......”
“嗯，黄所长说得没错。”
“资料上说全村都做过清洗了？是什么意思？”
“何止是消毒清洗，前些年胡陶村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疫苗接种率上到了80%以上。”
那位熟悉当地情况的副高无奈地笑了笑，说道：“按照发病率来说，这种接种率基本可以杜绝感染了。而且当地对异常死亡的牲畜都是直接火化，甚至还要进行2米以上的深埋处理。可就算这样，那些没接种疫苗的还是感染了。”
“感染者没接触病死牲畜史？”
“没有，全都没有，有好几户就没养过牛羊。”
“这可不是说一句接触了带菌土壤之类的鬼话就能说清的啊......”
HIV阴霾刚过，村子还没振兴，转而就被炭疽困扰，救治和扶贫工作很难展开。摆在众人面前的是个烂摊子，整件事儿时间跨度长、找不到源头、也几乎没有传染途径，病历资料很多还模糊，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开始找起。
年初的时候，上头就有意要把村子的事儿彻底解决干净。一连派了两组研究小组，到头来都是无功而返。最后物色来物色去，他们把焦点放在了祁镜身上。
可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刚给祁镜铺了路，村子点着了导火索。
8月，丹阳大学新闻系的两名大二学生进了村。本想采访村民做一番报道，可谁知竟然有人染上了炭疽。
这无疑打了针强心剂，加速升级了原本的清扫计划。研究小组被替换成了丹阳专家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祁镜。
“这小子还在睡呢？”
“嗯，好好休息，到那儿之后他可有的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