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时，农民手中有可以预期增值的货物“青苗”，却缺乏供应种植和生活的资金。在过去，他们只能通过向地主借高利贷的形式，来获取所需资金。但是地主开出的利息可远远不止二三分，最终导致的就是农民还不起，只能变卖土地。
王安石深谙金融理财之道，觉得这理应是投资抵押贷款的绝佳时机。他主张政府在春天，以比较低的利率借款给农民。而农民以青苗本身为抵押，在秋收后连本带息还钱给政府。
这便是所谓的“不加税而国用足”，王安石企图通过金融手段，以抵押贷款的方式，来获得政府财政收入。因为当处于生产增加，货物流通的理想化条件下，即便税率不变，也能在高效的流通环境下刺激经济，获得增税的效果。
王安石在业镜前看着当年的自己，镜子中的自己在得到神宗的赏识后意气风发，全心全意都去忙着改革的事情，但是王安石叹了一口气，后面发生的事情是他怎么都预料不到的。一场青苗法，引发的却是灾难性后果。
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知县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
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最后就连王安石的好友苏轼都出来公然反对他，王安石回忆着他和苏轼在大殿上的争论，他前半生很是落魄，在神宗之前并不被重用，只有苏轼这个好友陪着他，面对苏轼的职责，他也曾动摇过，但是他最终还是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
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仅从熙宁元年至四年就罢免了19位台谏，换上了自己的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
，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为了变法，王安甚至在“乌台诗案”中故意陷害苏轼，让苏轼被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