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后，十三行的境况就变得动荡起来。
其中有起有落，但做生意的大环境开始没有以前那么友好了。主要问题有多个，外部环境是法国爆发了大革命，这个欧洲第二大市场大幅度萎缩，让行商的生意规模和利润都开始下降，许多行商开始了亏损；另一个是内部环境，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垄断贸易，尤其是到了乾隆后期，官员们的贪腐情况日益严重，对商人的勒索日复一日，造成行商经营成本连年攀升。
官员们一上任，都想方设法的增加自己的收入，比如苏楞额的前任盛住。
盛住上任的时候，十三行中排名第二的是源泉行，老板陈文扩，商名寿官，陈文扩去世后，他的儿子陈寿官二世不善经营，洋行大小事务都委任账房先生倪秉发。盛佳得知倪秉发擅长外贸，为了多索要一笔洋货行许可费，勒令倪秉发独立组建洋行。结果陈寿官二世便出现严重经营困难，无力再履行与外商签订的供货协议，又无法得到足够的资金和官府支持，只得宣告源泉行破产。
为了多要孝敬，强行勒令一家经营良好的商行的经理人离职，这种事也只有盛住、苏楞额这样的人物能做的出来了。
苏楞额犹有过之，历史上他向马嘎尔尼使团征税，英国人虽然没有交税，可是行商却代付了三万多银元，马嘎尔尼派人交涉，说使团船队携带的都是乾隆皇帝赏赐的礼品，不属于商品，用乾隆压苏楞额的结果就是，苏楞额退了一万元，并且坚称行商只交了这么点钱。
外部有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大变局，内部有盛住、苏楞额这样的官员勒索，十三行商人的日子能好过才怪。
如果出事机敏的，或许还能够明哲保身，遇到不够灵活的，往往就会遭逢大难。
而益行就是这样，而益行是石姓兄弟经营。
而益行这些年崛起速度极快，石家兄弟做生意极为大胆，业务扩张十分迅猛。潘振承死后，官府本想让潘家继承人潘有度接任总商一职，但潘有度谦虚的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新人，强烈推荐而益行接替自己作为总商；也拒绝东印度公司按照惯例第一个跟潘家同文行谈判新一年的合同，而是将自己放在了第三位。
马嘎尔尼使团抵达广州的时候，也见过石家兄弟的做派，而且在自己的日记中有描述，“我与此间的主要洋商（经营外洋贸易的中国商人，就是十三行行商）有过一些交谈。潘启官是最有权势的行商之一，为人奸诈、狡猾。论重要性，石琼官排名居次，但比潘启官更有钱，更年轻，也更坦率。在我看来，石琼官表现得对英国十分尊重，而且毫无保留地声称，他愿意尝试任何我们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行委托他去尝试的新事物。潘启官的帽子上只有一个半透明的白顶珠，而石琼官却戴着水晶项珠帽子，这说明后者的官衔比前者高一级。但我很快就知道其中的缘故。潘启官比较审慎，而石琼官则比较爱炫耀。石琼官肯定地告诉我，潘启官还有一个蓝顶子，但只在家中与家人聚会时才戴，却绝对不在公开场合戴它，怕那些衙门里的官老爷因此找上门索贿，想当然地以为，用一万两银子的代价换来如此荣誉的阔佬当然能拿得出这点小礼物。”
琼官是而益行老板的商名，在马嘎尔尼的认识中，甚至认为石家比潘家更有钱。但其实是石家更会炫耀。历史中留下了大量西方商人对十三行商人财富的惊叹，但历史上，同样留有大量行商破产的案例，实际上这些人也只是懂得炫耀。这跟中国商人藏富的作风很相触，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希望给西方商人留下自己资本雄厚的印象，这样洋人更愿意签订订单，潘家和伍家其实也做过这种事情。
但石家在炫耀上比潘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愿意跟英国人做任何生意，这种商人往往急于扩张，也往往容易陷入资金链断裂的窘境。
他们不是不想给苏楞额孝敬，只是真的拿不出现银来。
而且他们是真的想破产，用破产来避免继续做行商这门生意，在人们印象中的巨富们，却想着逃离这个行业，当真是讽刺，但这就是事实，同文行潘家为了去掉身上的行商身份，为此花费了重金，但依然无法做到，潘有度费尽心机也只是将总商身份推了出去，让蔡世文接任而已；怡和行，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甚至还卷款潜逃过，就是因为官府的勒索实在是无法支撑。
而益行石家兄弟这次确实想借机摆脱行商身份，因此不给苏楞额任何孝敬，目的是让对方撤销他们的行商执照，在他们看来，大不了他们被整一通，而且他们已经打通了关节，是不会被整死的，所以他们有恃无恐，吃点苦头，然后换取全身而退，也不失为一个好的结果。
但俩人做法太过分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广州围城之后，为了分担交给官府的报效，而益行石家兄弟挪用了代为保管的东印度公司资金（未交付的货款），然后被东印度公司逼债。
而益行确实资不抵债了，但还不至于说经营不下去，事实上两兄弟就是想借机退出。所以所幸借东印度公司逼债和苏楞额勒索的机会，打算破产。
粤海关让潘启官潘有度来负责清算，潘有度虽然推掉了身上的总商身份，但由于潘家信用好，财务状况稳定，加上其他因素，他虽然名义上不担任首名商人，粤海关却不只一次要他负起一些原本应由总商负责的义务。
潘有度为人低调，目的其实是明哲保身，想着功成身退，保住潘家的家业，所以他并不想利用这个机会把石家怎么样，反倒是想方设法将大事化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