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事件发生在9日凌晨。据帕季阿什维里向苏共中央的报告，凌晨4时“使用武力清除政府大楼旁广场上参加集会的群众。按照权威机关预先制定的计划，动用了共和国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小分队的力量”；部队“没有使用枪炮和冷兵器，他们严格遵守关于小心对待妇女和青少年的指令”；“极端分子使用棍棒和石头进行疯狂反击……还有不少挑衅者使用了白刃，在一片拥挤中有16人丧生（13个年轻妇女和3个男人），100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其中有22人是军人（13人送入医院）”。但同年12月9日苏联人代会关于的决议却说：“在用暴力驱赶集会参加者时，曾使用了橡胶棒、‘特殊物质’（有刺激作用的有毒物质）、步兵小铁铲以及有一[1]次（根据法医鉴定）还使用了火力器。另一方面，集会者随着反抗力越来越增加，为反对‘驱逐暴力’他们也使用了顺手的工具”；“普通老百姓、警察局工作人员和军人都不同情况、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悲惨的结局是16个集会参加者当场死亡，另有3人很快死在医院中，军人和警察局工作人员都未见死亡”；“从4月9日到5月9日这段时间，到各医疗部门就诊的人数总共有3000—4000人，住院治疗的有近500人”。不过雷日科夫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当时使用的警用瓦斯并不是毒气，在这一事件中共有251人就医，183人住院，其中有189名是军人；16人死在事件现场，3人死在医院。
事件后果
从的整个发展进程来看，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导人不善于处理突发事件，如此多的人参加这种群众集会，肯定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一味迷信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自然不会有好效果。这一事件也暴露出苏联体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即党政职责不清，雷日科夫抱怨说，自己身为部长会议主席却完全被排除在事件之外。1989年4月12日，格鲁吉亚的广播和电视发表了戈尔巴乔夫的《告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书》，他除了对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表示痛心，表示相信格鲁吉亚人民的理智之外，没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措施。1989年4月14日，在格鲁吉亚党中央全会上，帕季阿什维里、奇赫伊泽和切尔科吉亚被解除职务，贡巴里泽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
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运用武装力量解决问题并造成伤亡，遭到人们的一致谴责。对此，苏联领导人相互指责和推诿，无人承担责任。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该事件时曾说：“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当时许多‘老一辈’干部都有这毛病），还是采用武力为好。4月7日他们建议第比利斯实行紧急状态。在当天的苏共中央会议上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利加乔夫应该为这一悲剧负主要责任；利加乔夫则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去格鲁吉亚调解冲突，应该对此负责，而且戈尔巴乔夫也并非不知情，他同意了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认为，书记处没有决定使用武力，这是亚佐夫擅自决定的，是他同意外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采取行动的。雷日科夫认为，中央采取了不一致的立场，“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局始终没有开过全体会议，只是几位政治局成员碰头研究一下局势。苏联部长会议根本没有被吸收参与此事”。
该事件还使国家和军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受到损害。军界领导人认为，国家领导人不公正地将政治家挑起的危机转嫁到军队身上。在第一届苏联人代会上，当代表们指责军队时，戈尔巴乔夫也没有勇气站出来承担责任。博尔金曾向戈尔巴乔夫提议：“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即使人们认为您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仍然会影响您总书记、武装力量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形象。可能是下属使您不明真相。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承担责任，军人自然对他不满。
第比利斯非法集会的组织者也没有受到处罚。苏联人代会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政府大楼前非法群众集会的组织者（采列捷利、加姆萨胡尔季阿、策图里扬和非正式组织的一些其他领导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刑事、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人在集会过程中破坏了各种社会秩序，号召群众不执行政府当局的合理要求，也就没有试图阻止事件的悲惨结局发生。”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联盟方面，都没有对这些人进行惩处，他们后来成为促使格鲁吉亚独立的重要力量。在后，有一封由60人签名的信送交苏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从去年秋天起，该市居民，其中包括我们——军官、超期服役的准尉、工人和职员、外高加索军区军人家属——都是煽起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亲眼目睹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苏维埃政权存在70年的这个加盟共和国境内，充满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能够任意活动、不受惩罚，公然号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迫害共产党员，把外国军队引入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加盟共和国政府不是采取果断的措施及时制止类似行动，而是去巴结一些青年大学生和一些知识界的小团体。我们认为，正是这种立场导致了悲惨的第比利斯四月事件。”
事件发酵
事件之后，苏联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对中央政府使用武力惩处民族分离主义的浪潮。面对这种压力，戈尔巴乔夫在4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从今以后没有政治局的决定，军队不得干预类似事项。同年5月11日，他在另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又说，我们“在对外政策中已经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在对待本国人民时就更不能求助武力了”。这就无异于“告诉高加索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今后中央绝对不会使用武力”，从而使其更加肆无忌惮了。此后，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势力进一步发展，于同年6月建立了人民阵线。11月17—19日，格最高苏维埃修改宪法，宣布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力，若苏联的法律、法令不符合格鲁吉亚的利益，则停止这些法律、法令在格境内的效力。
1990年10月，格鲁吉亚共产党在格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受挫，反对党联盟“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获胜，其领导人加姆萨胡尔季阿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新议会删去了宪法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联”等有关条款，取消了国名中的“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字样，规定格鲁吉亚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并将国旗改为1921年以前的黑、白、深红三色旗。同年12月8日，格共28大宣布脱离苏共。1991年4月9日，在格鲁吉亚议会非常会议上通过了《国家独立宣言》，宣布“格鲁吉亚主权共和国的领土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并决定设立总统职位。同年5月26日，加姆萨胡尔季阿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因此，早在苏联解体前，格鲁吉亚就已经脱离了联盟中央，事实上独立了。
事件反思
从的发生来看，苏联的民族问题根深蒂固，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努力寻求各民族利益的平衡，建立适当的协调机制是十分重要的，一味纵容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或者只靠人们的理智来处理问题，显然都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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