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何柄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一书中，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
[51]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中，根据朝鲜〈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的资料，认为一六二一年时，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再加上妇女老少，“全人数当在四、五十万左右。”
[52]《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东华录》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谋倡逃”。《明清史料》乙编载，崇祯二年二月廿一，袁崇焕塘报：“一日之内，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
[53]“七大恨”：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
[54]“观其向背离合之意，以定征讨抚定之计。”见《两朝从信录》。
[55]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史书上称为“后金”，以与宋朝时的“金”有所分别。到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才改为“大清”。所以本文中的满清，其实都应称“金”。“满洲”的名称，也要到改了“大清”的国号之后才出现，以前称“建州”或“女真”、“女直”（“真”字避契丹主宗真讳，改称“直”）。多数学者认为，“满洲”是文殊菩萨的“文殊、曼殊”音转。为便于读者，本文不将“金、清”“建州、满洲”“满族”等称呼根据历史年代而作分别。
[56]《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
[57]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十二年正月，宋金和议达成，高宗赵构向金国上表称臣，表中说：“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疋。”
[58]《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六月，皇太极致书大同守将求和，信中说：“和事既成，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
[59]皇太极来信的开头是（根据原信）：“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后来乾隆时修订《太宗实录》觉得语气太卑，才改为“皇帝致书袁巡抚”，但当时皇太极未称帝，决不可能有“皇帝”的称呼。）袁崇焕书信的开头是：“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欲恭顺天朝，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
[60]后来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那时袁崇焕已死），曾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然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此一时，天时人心，各有不同。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何不能因时制宜乎？”其实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金的子孙，他为了求和，连祖宗也不认了。
[61]他后来在写给崇祯的奏章中说：“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所谓“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就是与金人议和。
[62]袁崇焕诗：〈东林党人榜中无姓名，书此志感〉：“忍将一网尽清流，不绝根株总不休，巧造祸胎偏点将，欲凭毒手取封侯（金庸按：魏忠贤奸党造东林党榜，并列出点将录，列举东林党领袖与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相配，企图一网打尽，自己可藉此谋取富贵），曾知道学宜常讲，早识机关动隐忧。愧我榜中无姓氏，流芳不得共千秋。”
[63]《孟子·公孙丑》：“昔者曾子谓子襄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64]袁崇焕〈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65]袁崇焕〈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我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升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其中“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两句，写出了他两兄弟豪迈的性格，就诗而论，也是豪迈的好诗。
[66]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67]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傅》：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68]《明熹宗实录》卷八六、天启七年七月丙寅，河南道御史李应荐攻击袁崇焕“假吊修款，设策太奇”、“不急援锦州”为过失，魏忠贤以皇帝的名义批示：“得旨：近日宁锦危急，赖厂臣（按：厂臣指特务机关东厂的领导，即魏忠贤自己，魏以宁锦大捷为己功。）调度，以奏奇功，说得是。袁崇焕暮气难鼓，物议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宁远督师，朕业特简枢臣，俾星驰赴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