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着九帅杀进天京，去坐龙椅，滚龙床！”吉字营的将士士气高昂，没有一个人回老家。
不过，曾国荃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驻扎在天京外围湘军的总兵力，满打满算不过两万三千人，其他几路人马此时还在两百里开外的宁国一带和芜湖以西。原本计划在北路呼应的“多龙”多隆阿，因为不满曾国藩对他的嘉奖，赌气去了陕西打捻军；原本计划从西南策应的鲍超被杨辅清牵制在皖南，这时候还没有杀到宁国；原来计划从西面配合的冯子材大军，也被太平军胶结在镇江动弹不得。
曾国荃的孤军深入，让曾国藩非常不安，除了关心弟弟的安危，他还担心曾家多年来的努力会毁于一旦。早在曾国荃打下芜湖和金柱关的时候，曾国藩就再次急忙写了一封特快专递，严令曾国荃停止前进，就地扎营坚守休整待命，等到鲍超打到九洑洲之后，然后再挥师东进不迟。
曾国藩只好一边心揣不安，一边想办法提供支援，一是要保证吉字营的粮道畅通，二是要想办法抽调援军，给曾国荃不断地输血，尽量增派援军。
在李秀成等人还在苏州整顿的两个月，曾国荃项住巨大的压力，在天京城内太平军连番不断的军事骚扰下，完成了阵地防御工事。他抓住这个时机把营扎得固若金汤，终于让曾国藩感到一丝欣慰。
曾国藩还是有点担心，写信给曾国荃，让他等等鲍超会师。但与曾国藩的谨小慎微不同，曾国荃依然牛气冲天，回信说：“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以为贼不足制我。”
曾国藩为了保证会攻天京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在此之前一直在催促多隆阿和鲍超加快进军速度，尽快赶到天京前线与曾国荃会师。曾国藩首先向朝廷递交了调多隆阿来天京的申请，但是由于陕西的叛乱一时没法平定，清廷让曾国藩自己想办法。曾国藩只好赶紧催促鲍超赶紧打下宁国，尽快前去支援曾国荃。
1862年7月中旬，鲍超终于打下宁国，但他表示部队需要休整，加上童容海投降的后续工作还没有结束，所以暂时无法行动。就在鲍超准备开赴天京前线之时，一场瘟疫突然袭来，让他的霆字营一下子就报销了六七千人，其中不乏大量能征善战的悍兵猛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曾国藩差点没晕倒，霆字营一直是他指望能助曾国荃一臂之力的主力部队，没想到竟然在这个关键时刻遭此横祸。
更惨的是曾国荃的吉字营也未能幸免于难，同样被瘟疫席卷而过，大部分将士都成了病号，能上阵打仗的只剩下不到二三成。
曾纪泽听说曾国荃部的情况后，马上往曾国荃那运送了一大批洋医药，还为他搜集大批医生送到前线，里面有一大批还是洋医生。这在当时是一种特别大胆的举措，因为很多洋医生实际上是传教士。早在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把基督教带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和医药学。由于当时主要传人的只是浅显的解剖生理知识，而且西医在临床治疗技术上并不优于中医，故影响不大。西医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真正的影响是在19世纪初，牛痘接种法以及西医外科和眼科治疗技术的传入，随着西医传入的扩大，近代西医学的成就相继引入中国，从而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1835年广州就有了传教士建立的第一所眼科医院，1838年“中国医学传教协会”在广州组成。但当时，还是不太被中国人接受，除非是中医治不了的病，要救命了，否则中国人是不会找洋人看病的。
对于西医的手术，中国人更是充满了恐惧，因为当时一旦四肢或是某个器官出现了感染，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这是威胁生命的状况。为了保存生命，只能弃卒保车，将感染灶连同器官或者是相关部位一起切除。对中国人来说，这生不如死，因为保不了全尸了！对于西医的诊断手法，尤其是身体上的接触，当时的国人不愿接受。尤其是礼教束缚，女人就算是死，也不会给洋医生碰的。
曾纪泽说服了曾国荃，让士兵们服用一些西洋药片，效果还不错。当李秀成率领大军抵达雨花台外围的时候，曾国荃站在雨花台上举目望去，只见太平军大营层层叠叠，旌旗蔽天，漫无边际，他手下的士兵恢复了六七成。曾国荃决定跟李秀成的大军大战一场。
占据着绝对优势的李秀成大军，一到前线就以泰山压顶之势，对曾国荃发动了强力攻击。曾国荃依然保持着曾铁桶的特色，修筑营垒，开挖壕沟，决定继续采用防守反击战术，与李秀成打一个阵地战。
这次大决战，一开打就显得异常激烈而残酷，每一次冲锋与防守都是一次你死我活的残酷搏斗。
李秀成指挥大军强攻六天，曾国荃率部死守。太平军死了一万多人，竟然毫无进展。李秀成发现曾国荃的布防非常严密，内外两层壕沟，大垒小垒，层层叠叠，互相护卫，根本没有破绽，他决定以包围对包围，用铁桶对付铁桶，用二十万人将两万人层层围住，再想办法切断粮道，这样一来曾国荃必定死无葬身之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