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缅军的露布飞捷，没有坐船，而是先到云南，然后快马穿越整个帝国。
露布所到之处，各大小驿站，城池都知道帝国征缅军打了大胜仗，阵斩缅甸国主。南方桀骜不驯的各大小土司，待消息传到深山之后，都老实了好多，地方官治理难度大减。
《帝国南京日报》随之发表社论，向民间宣贯征缅的起因，分析了利弊——无非保家卫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道理。
经过几年来渲染民族主义文学作品和报纸宣传的养成，帝国南方识字率较高的城市，产生了较强的民族凝聚力。而且征缅军并未像英宗时期三征麓川动员了整个南中国，枪炮、弹药都由京师转运，万人新军的粮草云南应付毫不费力——至于跟着打酱油的五万人，本就是云南本地兵和土司兵的混杂，并不额外耗费多少钱粮。
因此，没有感到战争压力的江南，对于新军攻伐缅甸，取得大胜是喜闻乐见的。报纸上偶尔有些议论，例如：“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若宽其斧钱之诛，兴我羽旄之舞”，还有“王师不可轻出，夷性不可骤训，地险不可用众，客兵不可久淹”之类，随即就被有组织的反驳文章批驳的不成气候。
南京日报批驳扩地无用论最有力的文章来自王世贞。他和南京日报的东主冯邦宁，已经结了八拜之交，成了好哥们。因为王家被流放东北的五个孩子都是冯邦宁给弄回来的。
皇帝大婚时一定大赦天下，朱翊钧也不能过于标新立异了。但为了法律的严肃性，大赦天下仅限于四十五岁以上、非十恶之罪者，王家被流放的都是年轻人，不在范围内。
王世贞无奈之下，找到了冯邦宁。冯邦宁拜托了他的干爹李秀山，又派人不知在东北做了些什么文章，王家几人都被放归。经此一事，王世贞兄弟两个把冯邦宁感激到了骨头里。
在政治上完全失去了进步可能的王世贞，经历了家庭的大变故，也到道家、佛门寻求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尤其拜了昙阳子为师，关于儒释道三者关系的文章发了好多篇后，觉得自己在思想上已经比肩先哲，在南方士林的名声更甚往昔。
王先哲尽管牛的不要不要，但冯老板却是他的命中克星。随着他在《南京日报》上发的文章越来越多，自家在买地、救人等多方面求到冯邦宁也越来越多之后，他本人在冯保伯侄的掌中也越陷越深。
万历四年，冯邦宁建议王世贞将《鸣凤记》修改一下，趁着昆曲兴盛的东风，把自己的文名再往上推一推。王世贞当然乐意，他和冯保一样，都恨张居正入骨——至于写文章皮里阳秋，写小说暗讽世情，本就是王世贞的看家本领，冯保都不用通过冯邦宁提点他。
张文明遇刺后，王世贞差点吓死。刺客唱着《鸣凤记》把张居正他爹杀了，王家搞不好要全给张老爷子陪葬。待白色恐怖弥漫全国，《鸣凤记》中包含的政治隐喻也被人无限引申、挖掘——王世贞敢指天誓日，士林众人对《鸣凤记》的阅读理解绝对超纲！
然而，王家自从跌入谷底之后，仿佛身上有了保护罩一般。锦衣卫大索天下期间，连找王世贞问话的人都没有。他松了口气的同时，对冯邦宁身后的势力越发看不透——李秀山的能力固然能保住自己，但连问话都没有绝对夸张。
因此，对于冯邦宁的指令，王世贞毫无反感。其实他的思想从层次上来说，已经近乎形而上学，理所当然的认为战争、土地和财富这些东西都很扯淡。但接到冯邦宁的传信之后，王世贞接受的也很顺滑，完全无抵触感，他甚至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个爱国者，鼓吹战争理所当然。
喉舌的重要性就在于此，也是朱翊钧在亲政之后就敢变法的最大底气。新军固然能扫平反叛，但变革引发叛乱乃至内战，却不是朱翊钧所愿。因此，掌握了舆论利器，就握住了大半人心。
因此，冯保在无旨越线之后，还能得保首领，一方面冯保所为在客观上推动了丁忧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也给朱翊钧消灭变法反对者提供了道义制高点；最后，在掌握江南舆论、人心方面，冯保确实也不可或缺。
当然，冯保自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才会在朱翊钧揭破之后心丧若死。且经过“赐死”之后，他已经彻底明白了自己越线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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