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像豪斯医生那样，依靠一个五到六人的医疗团队，包治所有可能的疑难杂症，从现实角度看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那么多专科，那么多不同的疾病内容，仅凭五六个医生是绝对不可能全部都有办法应对的。
孙立恩在远程会诊办公室里，看着屏幕上的众多陌生面孔，以及语速快到仿佛正在freestyle的帕斯卡尔博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东西……真的挺好用啊。
远程会诊办公室自从投入使用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了六年时间。而这个投资颇大的设施六年中只运转了大概不到二十次。其中还有接近一半的次数是为了测试设备能不能正常运作。
和很多没有特别丰富人脉的医生一样，孙立恩一直都觉得远程会诊其实有点“面子工程”的意思。毕竟这玩意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个钉钉而已——通过远程PPT和语音视频交流，让身处其他地区的专家参与诊断。
但这一次，土包子孙立恩算是开了眼。远程会诊中，身处大洋彼岸的专家们不停的提出着各种甚至有些匪夷所思的治疗方案。光凭这些复合的复杂方案，这场会诊就算值回了票价。
放在平常，谁会提出先对患者进行基因测序，然后再根据测序结果选择IL-2R（白细胞介素-2受体）和早期撤出激素抑制的免疫方案？
“这个患者情况非常特殊。”帕斯卡尔博士在二十分钟内连续否决了多种常规免疫方案后，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们需要为她制定一个特异化的免疫抑制方案——为了有更好的术后康复和发育情况，我个人更倾向于早期撤出激素抑制。”
激素抑制免疫是最常见的临床免疫抑制方案。但它的影响也是最为广泛的。除了会抑制免疫系统以外，它同时还会严重影响到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并且提高患者的心血管风险。这种影响在青春期前的儿童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
“我们也缺乏应对这个年龄段肝硬化患者的经验。”远程会诊的肝病专家毫不遮掩的表现出了自己的无奈和不满，“患者体内的病毒载量还是有些偏高。最保险的方法应该是继续治疗乙肝，等载量低于检测水平再进行移植。”
“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进行过一次了。”帕斯卡尔博士说话，那位儿科的专家毫不客气的插嘴道，“就凭患者现在的身体情况和条件，等她的乙肝病毒载量被压制下去之后人早就死了。”
另一位专门从事器官移植的专家对儿科专家的意见表示了支持，“不要把这个患者的情况和其他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搞混了。她所接受的肝脏本身就算是废物再利用。所以不用太在乎器官的持续工作时间——只要新移植到的肝脏能够坚持的比原本预计时间久，那就算方案成功。”
移植方案和移植之后的免疫治疗方案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需要尽量保护被移植的器官。别人捐赠的器官是非常贵重的资源。一旦被移植的器官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继续使用，那往往就需要进行第二次手术，切除掉被移植的器官。
失去了移植器官，对部分患者来说尚可接受，但对更多的患者来说，这就和判了死刑差不多。但“尚可接受”的患者也不是就没有危险——当人处于免疫抑制下再次进行手术，术后感染的风险会被放大很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