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赵山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也对明清两代的宫廷演剧分章进行了论述。
也有范丽敏的《清代北京戏曲演出研究》前三章中分别对清初至咸丰末年（雅部极盛，花部初萌）、咸丰末年至光绪中叶（雅部兴盛，花部增长）、光绪中叶之后至宣统三年（花部极盛，雅部极衰）三个时期的内廷演剧组织的相关史料进行了梳理。
他的书中分述了教坊司、南府、景山、升平署、本宫、外边戏班等不同组织的机构组成和待遇状况等。
这方面比较专业的论文有：李静《晚清王府的堂会演剧》指出“王府戏班”的称呼实际上包含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戏班。
一种是指由王府买来童伶训练，由王府出资蓄养，所有权属于王府，与晚明时期私人蓄养的家班相类。
另一种则是一些投靠在王府的职业戏班，它们自称王府班，实际上是借王府的名声来寻求保护，如同那些投靠官府的戏班一样，都是职业戏班为了在地方求得生存而采取的一种保全形式。
他们不属王府所有，但为了得到保护，必须为王府义务演出，有的还要给王府一些保护费。
像是李静另一文《戏钱与赏封——考察明清堂会演剧形态的别一视角》就有描述。
而对串客，也就是本身非伶人但是参加戏班演出者，比如柳湘莲之身份即是此类、清曲家，也就是只歌唱不化妆扮演，不穿戴行头，屏除锣钹喧闹之声的演员、票友，京剧界称串客之组织为票房，参加者为票友等的研究亦有一些成果。
张发颖先生在《中国戏班史》中便已有专章论及《票友、票房与乡间子弟会》，对历代的串客、清代的票房、著名票友及乡间子弟会（乡民业余自己组织的活动，如河北邯郸龙虎班、河南洛阳高跷曲子民间玩会戏班、河北石家庄保定一带子弟会等）的组织和活动形式进行了详述。
赵山林《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第八章《明代的串客和清曲家》分“嘉靖以后的串客”，“明末金陵旧院（内秦淮南岸富乐院）串客”，“明代的清曲家（魏良甫、苏昆生等人）”
三节论述；第十三章《清代串客与票友》分“清代的昆剧串客”（包括苏州、扬州串客以及上海的清唱曲社等），“北京的京剧票房和票友”（列举了诸多票友下海成家之例，如汪笑侬、言菊朋等），“天津、上海的京剧票房和票友”三节论述，最后总结道。
“串客和票友处于观众与演员的过渡状态，这种生动活泼的艺术活动方式也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生存方式，不仅对戏曲发展影响深远，其文化内涵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此外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书中讲述了明清时期昆剧清曲家、串客的活动；谢宜仁主编的《京剧票友》书中则对清代以来京剧票房的建设及票友的活动方式（如义演、节庆演出、纳凉晚会、竞赛演出等）进行了论述。
当然，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类型的戏班并非隔绝开来自成一体，而是互相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交流，因此学者们也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如谭帆《优伶史》第二章《优伶的组织与培养》便论及“三种形态的联系和交流”，认为这种交流一方面是指人员的流动，如官方优伶机构自始至终不断吸收民间艺人。
而宫廷优伶也时常流散民间，家乐与职业戏班的交流则更为常见。
另一方面是指三种形态的艺术风格、艺术品味的交汇。
除了对不同类型戏班的概括性研究之外，亦有专门针对单个戏班进行的研究。
当然，由于史料所限，研究者的目光仍多数集中于京剧戏班。
专著有刘沪生、张力、任耀翔三人合著的《京剧厉家班史》对著名京剧戏班厉家班进行个案研究，详细介绍了厉家班的成立、戏路、特点、经营方式、演出剧目及师生传承的详细情况，使我们能够从中一窥厉家班之所以兴旺发达、久盛不衰的原因所在。
唐伯弢编著、白化文修订《富连城三十年史》对曾培养出大量京剧名角的富连城科班从正式成立到繁荣昌盛直至衰败的历史作了详细的描述，对其班主、教师、历科学员以及内部组织、科班规矩、禁忌、戏目等方面的情况做了十分详尽的记载。
类似的论文有戴和冰《<藤阴杂记>之“京腔六大班”考述》一文针对“京腔六大班”的成为给声腔研究所造成的混乱状况，通过对乾隆时期北京剧坛的考察，认为其时并未有过京腔前六名的“排行榜”，所谓“六大班”并不限于京腔一种声腔。
而是乾隆时期活跃于北京剧坛的不同声腔戏班中的佼佼者，作者认为“京腔六大班”应改称“乾隆六大班”才符合史实。
黄胜江硕士学位论文《四喜班研究》从四喜班之正名、演员与剧目、演剧活动与组织制度及其在戏曲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并从中提出徽班向京班转变及演剧组织生存发展的若干规律。
阮慧平硕士学位论文《百年三庆班——兼论城市文化的功能》（2009年）则以三庆班在北京的扎根为个案，落足于对城市文化功能的探讨，认为在城市文化空间里，各种文化要素集聚，不断进行交流和对话，利于创新功能的实现，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形态。
韦明铧《春台-春台戏-春台班——关于四大徽班的个案研究》通过对“春台”一词的考证，得出结论认为春台班来自扬州，其所唱声腔经历了扬州乱弹、京腔、秦腔、徽调、汉调几次变化。
到了20世纪的戏班研究多数皆基于文献之梳理，唯有台湾学者邱坤良的论文《“民安”一月记：一个野台戏班的初步研究》（收录于香港陈守仁编著的《实地考察与戏曲研究》中）是一篇田野调查报告。
以人类学微观民族志的方式对台北民安剧团的营业状况、表演形式、团员组成、经费筹集、演员生活、子女教育以及演戏与观众、演戏与宗教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21世纪以来，基于田野调查的戏班人类学研究逐渐升温，大陆学者中也出现了不少研究专著和论文，囊括了当前活跃于舞台上的诸多剧种戏班，其最著者当属傅瑾《戏班》（原名《草根的力量》）。
作者运用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浙江台州地区复苏的20多个民间戏班进行了长达8年的参与观察，详细描述了台州戏班的历史与现状、戏班的内部构成、经济运作模式、演出剧目、演出形式和演职员的生活方式。
这揭示了民间戏班灵活的运作方式和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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