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严复在《原强》中阐明:“是以今昌之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办;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翻译引发的社会变革已由一场政治革命演变成一次文学革命和资产阶级文化革命。
龚书锋主编的《近代文化概论》中指出:“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同政治变革、救亡图存密切结合”。
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了，康有为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习儒学，鄙视程朱理学，爱好陆(象山)王(阳明)之学。
1879年游香港，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1882年到上海研读各种西学译著，深受启发，并萌生变法救国的爱国热情。
1888年10月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推广西学，实行新政，但受到保守派阻绕没有成功，但从此康氏成为维新思想人士的领袖。
随后在广东创办“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力量。
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给了康有为革命的热情。
当时他利用参加会试的机会，让学生梁启超号召全国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帝，要求拒绝签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台。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公车上书”。
在这封奏呈中，康氏系统闻名了他的变化纲领，并建议国家成立“使才馆”，培养通晓各国文字、风俗约章的外交人才，使其到外国游历，或作为公使或领事随员，以改变“而今使才未养，不谙外务，重辱国体......”的局面。
同年8月，他又与文延式，陈炽等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翻译国外的科技书籍。
同时还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等报刊，翻译国外情报和资料。
1895年11月康氏又在上海发起“上海强学会”，提倡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务院。
在康氏看来，译印图书为学习西法第一要务，而且他还主张译书要先后缓急，先译与思想有关的政治法律及各种学术之书，其次才是洋务派强调的兵工技艺、声、光、电、化等书。
他在上海《强学会章程》写到：道莫患于塞，莫善于通，互市者，通商以济有无;互译者，通士以广问学。尝考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从能解，成才自众，然后可给国家之用。......曾文正公开制造局，以译书为根，得其本也。”
此后到了1898年1月，康氏自光绪帝进呈《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两书，强调通过日本、俄国学习西方，就近翻译日本大书籍对我国变法的有利性和重要性:若因日本译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之，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
此外，康氏还通过“万木草堂”讲学，创办《万国公报》等不断接触西学，在严复译《天演论》之前最早接触到进化论思想和卢梭的“民权”论，对于以后中国思想界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而和康有为齐名的，就是梁启超了，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维新派的另一位首脑人物。
同时也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也是近代文学史和翻译史上不可忽视的学问大家。
在1889年时，梁氏离开广州到北京考试，落选后回途经上海购得《灜环志略》一书，以及上海江甫局所译西书，从此开始接触西学。
到了1890年，从学于康有为，从此他开始踏上变法维新，新学救国的政法文化历程。
6年后梁氏著文指出，1890年是他生活中一个分界线，“启超自十七岁颇有怵于中外强弱之迹”。
此后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梁氏颇受触动，他积极投身于老师康有为发起的维新运动。
到了1895年他参加了“公车上书”，后又参与康氏的“强学会”;1896年与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并任主趣÷阁。
梁氏的维新思想第一方面受康氏影响，政治上是保守派，要求“君主立宪”，受西学的“进化论”和“民权”论影响，重视“以群为体，以变为用”，强调“兴民权”、“开民智”注意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他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以及白话文体都是为其政治理想服务的。
梁氏认为翻译西书是教育国民广开才智的最重要途径。
所以1896年他在《西学书目表》一书中，收集鸦片战争后到1896年的译著共341种，他将书目分为三类:一、日学，二、日政，三、日教(指宗教)，另附以杂类。
同时还在其中写到:“国有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习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此三百种者，择起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
后面又到1896年6月，他在为刑部侍郎李端棻起草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折》中写到:“兵法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
由此可见，梁氏的译书策略已由以往对“器”、“末”、“技”的追求上升到对“道”、“本”、“艺”的强调，译书首先要重政事，能救国家之危机，其次要新，通过翻译了解西方最近的科技发展趋势，1897年，梁氏又在《变法通议》中专设一章《论译书》，专谈翻译事宜。
他首先陈述了时局之危难，以往译西书不足，并引用马建忠关于当时翻译界的弊病论述，进而指出:“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梁氏认为“西人之所强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各种学科书籍都需要翻译，而翻译应“先后缓急，亦当有次”，而“同一门类的书，则当于数书之中，择其佳看，或择其后出者”关于译名问题，他指出:“译书有二蔽:一曰循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循西文而梗华读(异化)......”梁氏认为翻译应以传义(归化)为主，而不应拘泥于原文的结构，为传其义，可以灵活而为之，即“灵活的忠信”。
关于译才的培养，他支持马建忠的提议，提出“欲求译才，必自设翻译学堂始。”
“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方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之。”
他还强调翻译日本书，学习日文的重要性:“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彼翻译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以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
1897年秋，梁氏在上海集资自办“大同译书局”。
10月16日他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写到:“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及今不速译书，则所谓法者，尽成空言，而国家将不能收一法之效～”
“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避难于日本，他又兴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传播东亚学术，强调翻译日书的重要性，从此后，梁启超与严复、黄遵宪、欧渠甲等人，通过翻译广泛而通俗地介绍和引进了西方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各种理论流派、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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