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嘉靖《贵州通志》云:彼至愚无知者反见变于夷，重以江右、川、湖贩商、流徙、罢役、逋逃多为奸诈，诱群酋而长其机智，而淳朴浸以散矣。
这段简短的叙述颇值得玩味，中央王朝的渗透日渐深入，地方土酋必须经常同官府打交道，土司政权亟需通汉文、熟习内地礼仪的人才，许多失意的移(流)民亦乐于为土司效劳，谋求更好的发展。
在士大夫们看来，这无异于“淳朴浸以散矣”，嘉靖年间的湖广、川、贵军务总督张岳称:
又访得湖、川土官专一收留各处光棍无赖，成群潜往京城打听事情，或交通贿赂，或央求面分，或胜驾谤言，挟害上官，或扌儿传是非，诳惑愚民。
张岳所说的虽是湖、川土司，但黔西北的情形亦与此相似。
例如在抵制朝廷扩张，意图恢复贵竹长官司的行动中，陈恩、王嘉猷等汉人积极为贵州宣慰使安疆臣出谋划策，在京师营造了一张关系网络，连兵部尚书石星都被拉拢。
除了“贩商”、“罢役”、“逋逃”、“光棍无赖”之流外，还有一些科场、宦海的失败者投奔夷地。
例如何若海本系遵义府学廪膳生员，流落京师卖篆刻为生，曾蒙吏部咨送兵部授守备职衔，“用之不听，雄心落魄”，后见辽事孔亟，便赴各衙门条陈对策，未被采用。
恰逢毗邻水西的扯勒部君长、永宁宣抚使奢崇明遣使进京，于是何若海便投奔永宁，参与策划反明，被永宁、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六司、府共封为丞相，权倾一时。
文献上一般笼统地将为土司所用的汉人称为汉目、汉把，这使我们通常难以得知他们在土司政权中的任职情况，不过关于黔西北的著名汉目陈恩、陈其愚父子的记载保留尚多，足资参考。
明代官员江东之、刘锡玄、杨寅秋等人的奏疏、谕帖、书信中曾多次提到陈恩、陈其愚以及他们在水西政权中的重要影响。
民国《大定县志》载有陈恩墓碑的部份碑文，今人余宏模等又实地踏勘了陈恩及其父母的墓地，抄录了不少碑文、墓志。
综合这些材料可知，陈恩字槐亭，号无为道人，颇通文墨，来自闽浙一带，生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卒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其母吴氏、父陈文彬的墓碑分别立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和万历三十九年(1611)，可见其父母或已定居水西。
至迟在万历二十年(1592)，陈恩已在水西勾政权中担任要职，与三省总督李化龙、贵州巡抚郭子章等地方大员都有诗文往来。
其墓在大方城东三十里之凰山下，墓碑云:“罗甸国更苴总理、两班墓魁扯事、槐亭陈公之墓。”
墓志铭又称:“三聘仍出任慕魁辅事，辛亥以功德齿三尊。”
官至“更苴”、“慕魁”，权势之重可见一斑，墓联中“伊周得意笑谈李杜”一句亦反映墓主当年叱咤风云的豪情。
恩子陈其愚，明末奢安之变时，曾设计重创孤军深入的朝廷军队，杀死了贵州巡抚王三善。
到明代后期，勾政权中的汉把似乎越来越多，势力也越来越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黔西北政局。
像是前文已提到何若海参与策划反明，朱燮元在分析奢安之变时亦云:
查酋之造叛，实系安邦彦(水西君长安位的叔父)父子首倡而莫德主谋，汉夷各目，迫于威胁，不得不从。
贵州提学佥事刘锡玄在谕安位的帖中亦称:
尔年甚小，便受国恩。非常遭际，乃被叛逆安邦彦及汉把夷目欺尔孤寡，送尔及尔母奢社辉之命，公然谋反，兵围省城，大逆不道。
到了崇祯年间安位去世后，汉把们更是怂恿诸土目向明廷献土献印，明廷借机“裂土众建”，如《朱少师奏疏钞》对此有详细叙述:
一汉把加衔副总刘光祚自安邦彦授首，诸夷目愈肆忿恨，谋动干戈。
光祚独排众论，谕安位听抚，及位死而众目争继，光祚力主安良辅献印，忠顺之心，百折不回，其功甚伟，应荫指挥使，以风夷汉。
一汉把陈国是、李时芳、陈国基、杨启祥、周廷鉴、李奇芳，以上六名。
安良辅与安陇璧互争，众皆分左右袒，独六人坚持一心，怂恿献印，招夷万众，应荫土百户。
汉把杨启运、刘显祚、杨起凤、胡珽、陈万选、陈国本、黄朝凤、周士顺、吴道端、吴道弘、杨淮、黄德、李先春、陈国荣、黄恩、杨德、顾陇正、吴楚汉、孙应奇、杜应林、曹一龙、高中正、高明盛、高明旺、丁志明、赵廷宣、高仲文、罗士夔、万镇禄，以上共二十九名，俱效劳化谕，备殚心力，应各纪录侯别效有功再为题叙。
可见，从奢安之变、安位受抚一直到献土献印，明末黔西北政局的重大变迁，无不有汉把汉目的参与。
除了汉人进入勾政权外，中央王朝的职官与行政体制同样对彝族制度产生了影响。
例如在奢安之变的过程中，永宁奢氏曾建国大梁，改元瑞应，并赐封许多彝、汉头目，名称一如内地职官，如丞相、总兵、给事中、中军都督等，[颇耐人寻味。
说到最后，就是关于改土归流与黔西北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的演变了。
因为随着王朝开拓的深入，黔西北土司与中央的矛盾越来越深，到天启、崇祯间终于酿成一场规模巨大的反明战争，明王朝卒十年之功，动黔、川、滇、湖四省兵力，费百万饷银，终未能消灭水西与乌撒，在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情况下，明王朝接受了水西的乞降，但安氏鸭池河以东的土地割归朝廷。
明清递嬗之际，水西首领安坤引导清军进入贵阳，被清廷授予水西宣慰使之职，安坤子侄辈安重圣则任乌撒土知府。
到了康熙元年(1662)，平西亲王吴三桂奉命兼辖贵州，两年后，他以水西、乌撒联合南明旧将反叛为由，率兵平定黔西北，改土设流。
乌撒、水西的败亡标志着贵州势力最强大的土司的覆灭，在清代士大夫的眼中，这无疑意味着王朝教化的一次重大胜利。
所以彭而述云:前此一万八千年，中国王会不能宣，开山凿石逢今日，普天长贡水西篇。
这同时也意味着王朝“版图”的扩张，康熙二十一年(1682)官平远通判的黄元治诗称:
安氏乌在哉，济火无遗族，山川隶版图，建郡设民牧。
《黔西州续志》亦载:大定六属之土司，与别不同，均水西、扯勒、乌撒三部宣慰宣抚之后。
盖三部既入版图，人民言语不通，风俗各异。
正因为这是新入“版图”的地方，所以官员们又称其为“新疆”，即“新造之疆”。
像是流官制与里甲制的建立，安氏败亡后，君、臣、布三者秉权的“勾”政权宣告解体，清廷利用内地的行政制度对则溪制进行改造，设置了四个府。
木胯、火著、架勒、化各四则溪置大定府，治大方城(今大方县城);则窝、以着、雄所三则溪置黔西府，治水西城(今黔西县城);的独、朵你、要架、陇胯四则溪置平远府，治比喇坝城(今织金县城);乌撒置威宁府，治乌撒卫城(今威宁县城)。
府名其实已暗示黔西北是“新造之疆”，颇具深意，清人宋起在谈论威宁风土时云:
……诸倮之俗如此，虽沐化已久，其桀傲之气犹未尽驯，昔以威宁命名良有以也。
犹耐人寻味的是，每一个府的下面都没有设置州、县、厅等，显然，设府的目的仅在加重地方官事权，以资弹压，并非黔西北的户丁钱粮足以支撑四府的规模，这种“名不副实”的建置正是许多“新疆”的特点。
与此相应，清廷在黔西北的驻兵数量相当可观，共有平远、大定、黔西、威宁四镇总兵，兵员分别为2，220名、2，400名、2，220名、2，220名，共9，080名。
因此康熙十年(1671)，朝廷进一步设立平大黔威守道一员，驻扎大定，总领四府。
贵州巡抚杨雍建声称:平、大、黔、威四府，境多乌罗，俗尚强悍，素系苗蛮巢穴，乃黔省肘腋要区也。旧制设有巡道一员，以资弹压。
这种远远超越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的行政与军备规模自然难以持久，所以随着局势的稳定，控驭的深入，“新疆”逐渐向“旧疆”演变。
于是三藩之乱结束不久，贵西道杨大鲲疏请:贵州平、大、黔、威四府，原系水西一隅，吴逆务张其功，设立四府，并设流知府、通判、经历各四员及三镇一协。
其实民少官多，请将四府酌改二府，其粮差各务仍设土官分掌。
至协、镇官兵，亦行裁并，量留二镇。
其实在杨大鲲上疏之前，清廷已开始改革黔西北的行政建置，平大黔威道已于康熙二十年(1681)被改为分巡贵州西道，辖贵阳、安顺、平、大、黔、威等处，驻安顺。
杨大鲲的奏疏刚好应合了这一趋势，朝廷很快批准改平远、黔西二府为州，属大定府，四年后又改大定府为大定州，属威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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