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进则直叩中原，连富庶繁华的汴京也时时处在兵锋的威胁之下；退则足以自保，据幽燕之地利，易守难攻。
这一对中原安全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战略要地的丢失，给宋王朝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连雄才大略的宋太祖也不得不定下“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并设立封桩库以备伐辽(《宋史纪事本末》载：赵匡胤于乾德三年八月设置封桩库，打算蓄满四五百万后，向契丹赎买幽燕之地。
如果不成，“以二十匹绢赐一胡人首，彼精兵不过十万，止费我二百万匹绢，则虏尽矣!”)。
后来宋太宗伐辽，因进退失据和指挥失当而遭遇惨痛失败。
收复燕云十六州成为宋王朝永远没能完成的梦想。
直到明朝建立后燕云十六州才重回中原王朝之手，石敬瑭的毒流了400年!
二是敌国的马匹禁运。
与宋先后对峙的辽、夏、金、蒙等国，深知自身的优势在于骑兵。
所以为了保持这种优势，这三国长期一来都对宋朝实行马匹禁运。
虽然通过走私贸易宋朝也能获得一些马匹，但数量和质量远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
而且官养军马耗费巨大，效果不佳，根本无法建立一支剽悍的骑兵与北方游牧民族抗衡。
王安石变法试图以“保马法”改革这一弊端，但收效甚微。
没有强大的骑兵使宋军在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中付出了巨大代价。
虽然宋军以高度的智慧总结出一系列
“步兵破骑兵”的战术，并取得了像郾城之战那样的大捷，但由于骑兵行动迅捷，很难全歼敌军，始终无法毕其功于一役。
三是技术革命的瓶颈制约。
北宋时期《梦溪趣÷阁谈》的问世标志着工匠传统与哲学传统合流趋势的出现，在后来的西方，这是科技革命的先声。
但是“靖康之变”打断和延缓了这一进程，随着大批能工巧匠在北宋灭亡的动乱中流离失所、损失惨重，加上主要矿业基地的丢失(特别是集中于北方的铁矿)，使南宋科技发展遭遇瓶颈。
尽管南宋在火药火器的制作上取得进展，但距离革命性的突破还需时日，因而火器始终只能作为冷兵器的补充参加战斗。
更不幸的是，金、蒙军队也在作战中获取了火器的制法(蒙古军在攻陷宋、金的城池后，特别注意搜罗工匠，为他们制造火箭、火球、火枪等火器。)，从而抵消了宋军的火力优势。
蒙古西征后得到回回巨炮(一种巨大的抛石机)，又打破了宋军守城的优势。
我们无法设想再过一二百年宋人能否在热兵器工艺上取得重大突破(比如铁炮)，我们只知道蒙古人没有再给宋朝这样的机会，伟大的宋朝尽管拥有遥遥领先的科技优势，但仍然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化为了废墟。
这是冷兵器时代文明无法回避的悲哀!
因此我们再回到正题，宋亡的自身原因是什么?
作者菌认为，很大的症结在于“家天下”的政体本身。
尽管赵匡胤以其超人的智慧设计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但他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子孙能和自己一样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能够和自己—样勤国是，励精图治。
综观两宋惊人相似的灭亡，无不与他的不肖子孙道德沦丧和战略失误有关。
道德沦丧，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王朝和国家的衰亡都从道德沦丧开始，两宋也不例外。
像是袁永君先生认为，北宋王朝历经了政治上从积极改革到意气用事再到私欲横行，军事上从求胜心切到战而不利再到一味求和，文化上从宽厚仁和到故步自封再到寡廉鲜耻，最终无可奈何走向衰亡的过程。
而到了南宋，连改革的勇气都没有了(南宋诸君，除了宋高宗，大都平庸)，守着半壁江山在主战还是主和的争论中逐渐走向荒淫无耻、腐化堕落。
而这一切问题的出现，都指向于当权者的道德沦丧。
我们知道，支撑有宋一代精神脊梁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士人风骨”。
这种风骨，在北宋表现为苏轼趣÷阁下的“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泣鬼神，而明则复为人!”
在南宋表现为文天祥趣÷阁下的“天地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然而到了北宋和南宋末期，拥有“士人风骨”的社会精英，几乎全部被排斥在了权力核心之外。
当朝君臣尤其是士大夫的无耻，造成“乱自上作”，“败自下生”，“社会灰化”，统治面临崩溃的边缘。
蔡京之流之于宋徽宗，贾似道之流之于宋度宗，将人世间骄奢淫逸、荒唐无耻之事发挥到了极至。
宋徽宗身为一国之君居然夜出狎妓，贾似道身为宰相却把斗蟋蟀当成军国重事，
说明这个王朝道德沦丧到了何种程度!
正如后世所说，“士大夫无耻，为国之大耻。”
而两宋的悲剧在于，当朝君臣的无耻造成了两宋的灭亡，而在野的社会精英却成为抗敌救亡的中坚力量(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页。
宋朝是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辈出的时代，而中国历史上两次汉奸高潮出现在明末和抗日战争时期)，但是最终无力回天。
还有就是战略失误，北宋灭亡，直接诱因是联金灭辽；南宋灭亡，直接诱因是联蒙灭金。
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前门驱狼，后门引虎，遭受更加惨痛的劫难。唇亡齿寒的道理宋人不是不懂，然而当权者的鼠目寸光导致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
每一次宋人都低估了新崛起的野蛮民族的力量。
辽与宋有世仇，但澶渊之盟后，宋朝以自身强大的“软实力”逐渐使之“汉化”，换来了长达百年的相对和平局面。
但是联金灭辽却是两害之中取其“重”者，野蛮的金人在联合作战中摸清了北宋的虚实，得到燕云十六州后更发现这是进攻中原的绝佳“跳板”，结果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导致北宋灭亡。
蒙古崛起后，南宋统治者居然未能“吃一堑长一智”，联合蒙古攻打已经汉化的金朝。
尽管金哀宗遣使宋廷，指出“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必然之理也。”
但一意孤行的南宋君臣竟然毫不理会。
结果灭金之后才发现，蒙古虎远甚于金国狼。
倘若南宋君臣能看清形势，暂时搁置仇恨，制定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助金国抵御蒙古，待机而动，则局面可能大不相同。
以南宋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援金，估计金国可再多支撑10年，加上金国本就能抵抗的22年，南宋有30多年的时间来以备强敌。
可惜南宋坚持联蒙灭金，在加速金国灭亡的同时也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与蒙古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后，南宋居然没有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更没有全民皆兵，依旧在按部就班地发展经济，享受文治的成果。
也许南宋朝廷这样做确实避免了人民的巨大牺牲(南宋亡后人口约为战前74％，而金亡后人口只有战前的11％左右)，但是亡国之痛和由此导致的中华文明的巨大倒退却令人扼腕叹息。
这就是宋朝，最伟大也最令人痛心的宋朝留给我们的枯涩记忆与回味!
让我们暂时忘却那些宿命般的悲剧历史，还是用梅毅先生的话来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吧：。
那就是昔日的繁华，早巳成为深埋于地下的废墟；从前的风华，也化为过眼云烟，但无法否认那个灿烂时代的光荣与不朽。
往事越千年，我们仍能嗅到那三个多世纪汴梁和临安传来的梅花香气，还能依稀听闻诗人词家那一叹三叠的华丽吟咏。
伟大的宋朝，绝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她崩溃的瞬间，也如流星陨落一般，照亮了野蛮的黑暗，驱散了内心的恐惧，足以启发后人的心智。
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总是萦绕那个与野蛮为邻时代的方方面面。
伟人的宋朝，已经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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