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中国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
而美国人干脆赞誉北宋是”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
——斯塔夫里阿洛斯(美)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与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所谓“重农”往往“伤农”)的政策不同，宋朝非常重视商业的发展，讲求“理财求富”之道，以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推动宋朝走向商业繁荣的鼎盛时代。
如果说近代大国的崛起“重商主义”是一个重要原因的话，那么重商主义同样是两宋所以兴旺的重要原因。
而且宋代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人口大量增长。
要知道宋代开国时，由于多年战乱，全国人口不过1000多万。
随着“承平日久，户口岁增”，人口增长速度惊人，史料上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太宗时，达到686万户；真宗景德3年(1006)741万户；仁宗景佑元年(1034)，猛增至1029万户。
到北宋中后期，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首次达到1亿，为唐朝极盛时期的2倍!
自然，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商品交换的需要，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则成为商品经济繁荣的“催化剂”。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将土地兼并视为“国之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希图让耕者有其田，不至于因活不下去而造反。
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一方面使中国陷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又无法阻止土地因天灾人祸而集中的趋势。
于是历史进入了一个可怕的循环：失地农民挺而走险揭竿而起，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王朝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造就上百万自耕农一—土地非法集中，国家失去税源，农民活不下去一一再次揭竿而起……在这周期性的大动乱中，中华文明一次次被毁灭、再重建。
而宋朝的做法却使其成功跳出这一历史的循环：—方面”不抑兼并”，使得土地经合法渠道向”大户”手里集中，促进了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催生大量剩余劳动力。
一方面鼓励工商业发展，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的繁荣。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数百年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圈地运动”，与“圈地运动”“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相比，宋朝的土地兼并要温和的多，规模也要大的多。
史载，宋理宗时，土地兼并“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
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占有70％的土地，每年流入市场的土地约占耕地面积的20％。这样的规模，已不能简单的以聚敛和剥削来看待了。
当然，需要说明，宋朝对土地兼并并非放任自流，而是通过控制“官田”加以调控(南宋时官田约有2000万亩)，通过颁布皇佑法等对地主的剥削加以限制，给“佃客”以国民待遇(佃客成为国家“编户”，获得平民身份)。
1022年户口统计表明，“客户”已占全国人口的1／3。
数量庞大的自由民的流动，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和城市的兴旺。
正如斯塔夫里阿洛斯所说：”宋朝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像是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宋史》载，“东京居民有20万户。”按每户8人计算(前文“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一说可证，当时没有计划生育，人均寿命较高，中等户一般都有子女10人左右，大户“可达30—40人)，大约有人口150万左右。
再加上数十万禁军(水浒中称“80万禁军”)，几万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及其家眷、佣仆，流动商贩、游民和外国侨民，东京人口应当不下200万!
这一数字不但超越了唐代的长安、洛阳，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特大城市。
而11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南宋后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今天听到人们称苏州为“东方的威尼斯”我就觉得别扭，宋朝的苏州不知比威尼斯富庶繁华多少倍)。
不只是东京，宋代10万户以上的城市还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40多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南京之后，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越百万的大城市。
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东京城内，商业活动活跃异常。
唐朝时，长安城内居民有“坊市之别”，居民住在规划齐整的坊内，商业活动仅限下午在东西两市进行。
而宋朝不再有“坊市之别”。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洪流冲击之下，宋初”夜市之禁”形同虚设。
965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夜市不禁”，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的限制。
仁宗时，商业发展到坊市无法满足需要的地步，朝廷下旨，允许居民临街开设邸店(相当于今天的破墙开店)。
于是从此以后，东京城里再也不闻街鼓之声，再也无人遏制正常的夜间商业活动了。
宋朝自京都到州县镇，同业的商户，都组成商行，入行的称行户。
东京市上至少有106多行，6400多行户。
诸行百户，衣着各有本色。
此外还出现了“牙人”(经纪人)和中介机构，赊卖(信用担保)、便钱务(汇兑机构)、邸店(寄存)、质库(典当)行业都出现并迅速发展。
史载，东京城内界身巷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壮观，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辄千万”。
遍布内外城的商店铺席外，还有定期的集市贸易。
东京之外，北方的秦州、太原、真定、京兆、大名、洛阳、密州、晋州，东南的苏州、杭州、江宁、扬州、真州、楚州、庐州、襄州，川蜀地区的成都、梓州、绵州、遂州、汉州，闽广的福州、广州等，都是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
州县城市之外，镇市、草市星罗棋布。
宋朝各镇设有场务，收取商税。
较大的镇，商税收入可以超过县城。
比镇市更小的草市数量更多，苏轼说，各地城小人多，散在城外叫作草市者甚多。
草市北方叫“集”，南方、叫“墟”，较大的墟、集有酒店、客栈等，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可发展成集镇。
镇市、草市的活跃促进了城乡贸易与交流，宋朝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州县为支撑，镇市、草市为补充的完整商业网络。
宋朝政府通过收取商税和专卖收入从中获得丰厚回报。
太宗时一年商税收入400万贯，仁宗时已超过2000万贯。
专卖收入在太宗至道时就达1123万贯。
二者构成了宋朝财政收入的主体。
南宋在江南建国，水上交通发达。
以临安和建康为枢纽，西向沿长江经鄂州联结四川，南面直通泉州、广州，联结琼州，商业贸易比北宋更为繁盛。
临安有户籍记载的人口在南宋末年为39万户，124万人(此数不确，应该在200万左右)，既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城市。
《中国通史》记载，临安居民所用物品，多从外地运来。
每天食用米万多石，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淮南、江西、湖广等地。
柴炭、竹木、水果来自严、婺、衢、徽等州，海鲜、水产则来自明、越、温、台等州。
临安所需菜蔬、布匹、食盐和各种杂货，也均从外地运来。
人们自豪的说：“以前没有过的东西，现在都有。”
各地的产品也在临安交换转运，浙江两岸船只云集，客贩往来，不绝于道。
临安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俱是”。
大街上买卖昼夜不停，每天早晨五更，早市者开店营业；夕阳西下，夜市又开张。
直到三四更后，店铺酒楼歌馆才慢慢静下来。
临安城外数十里，也是店铺林立，交易繁盛。
临安城内，住着大批“工役之人”，他们分属各种作坊，如碾玉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打纸作等。
此外街巷还有许多“修旧人”，听候主顾召唤，如补锅、箍桶、修鞋、修伞、磨镜子等等。
而且和今天一样，那时每天街上还有“扫街盘垃圾者”，有“倾脚头”的“出粪人”，还有众多的货郎、小贩、送菜工等等，社会的分工已经非常细。
临安市上有440行(已超越360行的概念)，如布行、鱼行、蟹行、销金行等，商户数量也比北宋时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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