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着之徒，抵罪逋逃，变易名姓，来此俯身赁力。”
“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镇市，饮博奸盗，靡所不至，已后又投一处，习以为业。”
“切缘井户各负借人驱使，虽知其如此横滑，实亦无术可制。”
可见盐业领域的雇佣劳动也非常普遍，每一家需役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
还比不上大多数茶园户所雇的工人数。
这些劳动者是从他州别县跑来出卖劳动力的，是自由的劳动者，乃“浮浪无根着之徒。”
平时，他们“俯伏低折“地给雇主劳作;不如意时，就会“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直，偃蹇求去”，甚至跳槽，转到另一家去干，成为家常便饭。
“已后又投一处，习以为业”。
雇主对此也无可奈何，“实亦无术可制”，可见，这些劳动者是很自由的。
还有就是包买商经济——预付款的出现。
也就是在宋代四川的茶叶生产中，已经出现了了商人向茶园户预付本钱的情况，一般情形下，商业资本只在流通领域内运作，不参与生产过程，商业资本转向生产过程时，表明包买主开始控制生产者，“(包买主)专门从事销售产品和收购原料的商业业务，并且通常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使小手工业者从属于自己。”
这样，商业资本开始向产业资本转化，这也表明商业资本已发展到一定水平，而“商业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
和社会观念的更新。
宋代对待商业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政府在开国初期，就发布了一些“恤商“的诏令，“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装非有货币当算者，无得发筐搜索。”
“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神宗时，又规定:“减免汴京国门商税数十种，税钱不满三十文的免征，运货至边易转勿税，石炭至京不征“为了保证诏令的实施，严防官吏欺压商贾，特规定:“滞留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重者，徒一年”。
不仅如此，而且在服饰，科举方面也较汉代有重大改变，如“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卷，“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明确规定商人可以骑高头。
而且商人中的“奇才异行者，还可以应举，这些政策对商人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而也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乃至于我们再来看一看宋代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看法。
陈耆卿说:“古有四民，日士，日农，日工，日商。”
“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
“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
以及南宋叶适则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他们都认为商业与士农工一样也是“本业”，不应加以抑制。
黄震说得更好:“国家四民，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认为商人与士，农，工一样平等。
因此宋代四川从事商业的人也很多，其中茶商最多，“成都府据川陆之会，茶商为多。”
甚至曾以“君子不言利”自诩的士人也在经商了，如四川士子在科举时总是迟到，原来是因经商所误，“蜀士嗜利，多引商货押船，致留滞关津。”
此外，一首诗也形象地表明了宋代士人贩茶的情况。
“山园茶盛四五月，江南窃贩如豺狼。”
“顽凶少壮冒岭险，夜行作队如刀枪。”
“浮浪书生亦贪利，史笥经箱为盗囊。”
“津头吏卒虽捕获，官吏直惜儒衣裳。”
“却来城中谈孔孟，言语便欲非尧汤。”
“三日夏雨刺昏垫，五日炎热讥旱伤。”
“百端得钱事酒灸，屋里饿妇无糇粮。”
“一身沟壑乃自取，将相贤科何尔当!”
可见，宋人已将义，利统一起来了，苏洵说:“义利，利义相为用”。
王安石也说:“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
甚至连婚姻也不论门第而论财了，“进士登科娶妻论财”，由此，宋人对商业的痴迷可见一斑，怪不得连士人都要经商了。
最后就是宋代四川茶业领域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了。
虽然宋代四川出现了一些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如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交子“的出现;雇佣劳动的普遍存在;包买商经济——预付款的出现，都是在四川实施通商法时，发展得较好，可通商法并未贯穿两宋四川的始终，后来被茶马法，茶引法所取代，这些有利因素的发展趋势就不那么乐观了。
宋初在四川实施通商法时，商人可以与茶园户自由交易，商人积极投入茶叶贸易中，因这一领域获利很多，“商于海者，不宝珠宝，则宝犀瑁;商于陆者，不宝盐铁，则宝茶铭”。
以致出现了商人向茶园户预付货款的现象。
可自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政府实施茶马法后，政府禁止商人与茶园户直接交易，政府直接收购茶园户的茶叶，商人只能从政府手中购买茶叶，预付款这种信用形式被由政府给茶园户的茶本所代替，“茶官又于每岁秋成籴米，高估米价，强表茶户，谓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钱，即作一贯支依，仍令出息二分”。
“春茶既发，茶户纳茶，又例抑半价，兼压以大秤，所损又半，谓之'青苗钱'，及至卖茶，本法止许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钱，打角钱之类，至收五分以上”。
可见，表面上为茶本，实际上却破坏了茶园户的生产条件，“是官于园户名为平市而实夺之。”
“园户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
由于商人与政府之间的分利关系，当商人在茶业领域获利不多时，就会把商业资本从茶叶贸易中拿出来，“自茶法榷行以后，商旅更不兴贩，所收税钱绝少”，又“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
现在茶业流通领域出现了障碍，当然会对茶业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而商业资本天生就喜欢追求利润，当其从茶业领域退出后，就会转向他处。
土地被认为是风险系数最小的财产，又能源源不断地生息。
因此，许多商人把资本用来购买土地，即“以末致富，用本守之”。
如四川的一位商人发达后，就曾大量购买土地，“子今婿成都良家子，而阜通山泽之利，不过数年遂为富家翁，是昔之十顷田，五亩宅，革而为百，革而为千，以至于亿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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