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速房被废期间，所有职能由枢密院重新划分，因此枢密院应该有某一部门接管了机速房原有的处理间谍事务的工作，但由于间谍机构所肩负的特殊使命，使得他们习惯于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于历史的背后，这就给后世的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
枢密院究竟是哪一部门负责此项事务？如何运作？
这些问题我们已无法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宋朝的间谍活动是一项由政府指使的有组织、有目的的特殊活动。
此外宋朝与周边政权的较量主要在各沿边地区，这里不仅是正面战争的第一线，同时也是双方间谍战的第一战场。
无论哪一方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募谍、用谍，在千里边境线上斗谋较智，试图获取对方的第一手情报，做到“知己知彼”，在对峙中占据主动地位。
宋朝边防间谍的组织与派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边臣个人根据需要招募、派遣间谍；二是由沿边各州军及安抚司招募、派遣间谍。
这里面包括边臣个人的间谍行为，因为宋朝的沿边城市由于与敌国接壤，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一旦战争开始便首当其冲；烟燧不起之日，这些城市就是对外交流的前站。
故历代皇帝都对这些城市守臣的选派和任命持谨慎态度，所选任的大都是强勇干练之臣。
这些守臣的举动往往有着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因而他们更加重视敌方情报的搜集工作，其目的在于洞悉敌情，以便根据敌方的动向制定相应的策略，恰当地处理双方关系。
北宋初年，还没有出现专门的负责间谍事务的组织机构，间谍的招募与选派全部是由守边将领负责。
北宋国主宋太祖不仅是一位开国帝王，也是一名用间高手，在北宋统一的道路中曾多次利用间谍为宋军开路，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963年，宋太祖欲征荆南，于是派遣内酒坊副使卢怀忠以使臣的身份为掩护，前往荆南刺探情报，并指定了需要探知的具体内容为“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
卢怀忠带回了“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南通长沙，东距健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的重要情报，为宋太祖平定荆南解除了顾虑。
964年，宋太祖伐蜀前，事先策反了蜀国间谍孙遇、赵彦韬和杨蠲三人，不仅获得了蜀国主写给北汉主的蜡丸书，为向蜀国开战找到了借口，还让三人“使指陈山川形势，戌守处所、道里远近，画以为图”，获取了蜀国全部的战略情报，结果是王全斌毫无悬念地拿下了蜀国。
972年，南唐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素有威名，宋太祖深忌其人，便贿赂林仁肇的侍者偷了他的画像，单独挂在一室里，“引江南使者观之，问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让南唐主以为林仁肇投靠了宋朝，“国主不知其间，鸠杀仁肇”。
这样，宋太祖只是略施小计，便让南唐主诛杀一忠臣，自毁长城。
因此，宋太祖对于间谍的作用和间谍活动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自北宋建国始，就选派得力的将领镇守边防，并给予他们极大的经济自主权专门用于招募间谍，刺探敌情。
“太祖命李汉超镇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郭进控西山，武守琪守晋阳，李谦溥守隰州，李继筠镇昭义，赵赞领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管榷之利，悉输军中，仍听贸易而免其征税。召募勇士以为牙爪。故边臣富于财，得以养死力为间谍，蕃夷情状，无不预知者”。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北宋“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使得宋朝百姓免去了战乱之苦。
这都是因为宋太祖“善用将帅，精于觇候之所致也”。
此后，守边诸臣都十分重视间谍活动，并善于利用间谍来搜集对方情报，或离间对方君臣关系，或散布假消息，以达到预期的结果。
宋太宗时期，何承矩守雄州，鉴于“边鄙之人，多负壮勇，识外邦之情伪，知山川之形胜”，因而他“推诚御众，同其甘苦”，雄州百姓皆乐为其用，“边民有告机事者，屏左右与之款接，无所猜忌，故契丹动息皆能前知。”
李允则知雄州18年，“契丹中机密事，动息皆知之”，“契丹不敢南牧，朝廷无北顾之忧”。
宋真宗时期，边将曹玮“善用间，周知虏动静”。
韩琦、庞籍知定州时，皆善于拊循当地土著居民，使其成为自己的爪牙耳目。
庆历中，閤门使张亢知高阳关，“每遣谍者，厚以金帛，无所吝惜”，以虏主身边的宠姬为内间，“自是虏中动静必告”，“时边城多警，每一挂搭，所费甚厚，惟高阳独否”。
西夏未臣服于宋时，有野利刚浪凌、遇乞兄弟为西夏贵人，有材谋，号为大王，深为元昊所重用，边臣欲以谋间之。
“庆历二年，鄜延经略使庞籍，两为保安军守刘拯书，赂蕃部破丑以达野利兄弟，而泾原路王沿、葛怀敏亦遣人持书及金宝以遗遇乞”。
种世衡守青涧城，也以僧人王嵩为间谍，让其携带蜡书前往西夏，离间元昊与其重臣野利刚浪凌、遇乞兄弟。
建炎四年（1134年），韩世忠以宋使臣魏良臣等为死间，大破入侵的金、齐军队，取得重大胜利，这一役后来被誉为“中兴武功第一”。
绍兴七年（1137年），岳飞在得知金兀术厌恶伪齐皇帝刘豫后，以金兀术所遣间谍为反间，为自己向金兀术传递诬陷刘豫的离间信，成功的借金兀术之手废除了刘豫。
绍兴十年（1140年）顺昌之战，刘琦以曹成等二人为间，散布虚假信息迷惑敌人，从而以少胜多，击败金兵13万大军的围攻，取得了著名的顺昌大捷。
在宋朝，沿边守臣使用间谍已不仅仅只是一种御边对敌的重要手段，更是他们不可推卸的一项职责。
在用间的问题上是否称职，已演变为这些守臣仕途升降的标准之一。
熙宁七年（1074年），宋神宗曾明确下诏：“边臣不能使人致前后探事，尤无实者，当移降。”
不过宋朝边境的官方间谍组织具体是何时建立的已不得而知，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是建立于雄州专掌边境军机事宜的机宜司。
这应该是宋朝官方组织谍报活动的开端。
机宜司具体始建于何时也没有记载，只知道“倾者用兵之际，本州每有密事不欲漏落，因择驯谨吏专主行之，号机宜司。今契丹修和，请改为国信司”。
“（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三月）丙寅，以殿直、知雄州机宜司赵延祚为侍禁、雄州北关城巡检”。
龚延明在《宋代官制辞典》中的解说是：“机宜司，官司名，真宗咸平初，宋辽交战，雄州置机宜司，专掌本州边境军要机密事”。
由此可知，机宜司的设立时间应该不早于咸平元年（998年）不迟于景德二年（1005年）。
根据史料的记载，机宜司的设立不仅只有雄州一处，景德三年，雄州机宜司虽然废除，但其它地方的机宜司依然存在。
到了天禧二年（1018年），诏：“河东州军，自今所降文字，涉及机密，并付机宜司置籍收领，不得便付开折司。”
在河东沿边地区也有机宜司的设置。
包括包拯为河北转运使时在奏章《请择探候人》中也提到：“诸处自有机宜一司，所管金币不少，自来只备支赐与探事人，……欲乞应系沿边自来探候事宜，州军密令知州、通判及旧例管机宜人等，尽籍见勾当事人姓名，仍具机宜司。”。
包拯出任河北转运使是庆历八年(1048年)，按照包拯所言，此时雄州之外的各处都还设有机宜司，并且依然是主管对外间谍活动的间谍机构，其主管人还是由各州的知州、通判担当。
治平二年（1065年），文彦博因“见诸路机宜司文字繁多，所繁至重，主管之官往往不先时检阅详熟，遇有急速应答外界文字或处分军中事宜，至有差误未当”，上书皇帝请求严格挑选机宜官。
可见在英宗时期，各路依然设有机宜司。
英宗以后再不见机宜司的记载，考虑到机宜司的职掌，宋朝不可能真正的废弃机宜司，即使机宜司不存在了，其工作也会由其他部门接管。
雄州机宜司被撤当年河北安抚司设立，其下设有属官安抚使司管勾书写机宜文字一员，由主帅差亲属充任，“诸路帅司，向缘军兴，事涉机密，许辟亲属充书写机宜文字”，书写机宜文字“除係事干机密合书写外，其余文字並不得签书”。
在安抚司所有属官参议官、管勾机宜文字、书写本司机宜文字、勾当公事中，书写机宜文字是唯一主管机密事务的官员，我们可以推测在雄州机宜司废置后，其工作应是河北安抚司所接管，而具体负责的则是书写机宜文字。
除了安抚司，南宋时宣抚司、都督府均设有书写机宜文字一官掌管机密文书，他们应该就是南宋沿边间谍事务的负责人之一。
南宋沿边还有一种间谍机构叫做边铺。
南宋华岳《翠微北征路·采探之法》载：“惟能依此置铺，召募间谍，明远斥堠，则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札探立铺，皆所以重采探，专候望也……沿边十五铺，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
为了保证情报的及时顺利传递，边铺间还建立了联合谍报网，即“聚探”，“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
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是谓聚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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