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律中规定佃户与地主“无主仆名分”，“共坐同食，彼此平等对待”，佃户一般可以自由退佃，自由迁徙，地主不能随便支配佃户人身。
雍正五年《钦定例》规定，地主私置板棍责打佃户者，杖80；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
这些规定反映法律对超经济奴役佃户的限制。
同时禁止债权人强迫债务人“投身折酬”，这算是改变了唐宋以来民间债务关系中的超经济剥削。
还有提高雇工的法律地位。
在封建经济条件下，失去土地的农民，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有的从事农业、商业的雇工，有的从事家内奴仆。
乾隆年间修订《雇工人法》规定，家长擅自杀死无文契又受雇在五年以下的雇工人，同杀凡论，即同杀死一般人的法律论处。
以及允许奴婢赎身为民。
清代盛行蓄养奴婢，这些奴婢来源于犯了罪的汉人及其家属，以及在人口市场上公开售卖的穷人。
奴婢另有自己的户籍，主人可以随意处置，主人打死奴婢，法律不予追究。
由于奴婢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朝统治者修订有关奴婢的法律，不得不允许奴婢向主人交纳一定身价银后，赎身为民，获得一般民人的地位。
还有就是贱民身份发生一定变化。
清代存在着被列入贱籍，处于社会最底层，被剥夺种种权利的贱民。
例如，山西、陕西的“乐户”，河南的“丐户”，广东的“蛋户”等。
他们不堪压迫剥削，经常反抗斗争，迫使清政府下令“改业为良民”，“豁免为民”，“与齐民一同列甲户”，使贱民的身份地位发生一些变化。
同时取消了手工业工人的匠籍。
从明代起，对手工业劳动者单独设立专门的户籍制，强迫匠户为官府服役，禁止匠户脱离匠籍逃亡在外，违者严惩。
清律则取消了匠籍制度，手工业劳动者可以自谋职业，自由转移，摆脱了人身束缚。
另外，清初时通过发布“更名田”、“垦荒令”，使由于战乱而荒废的土地，重新得到开垦，同时发给新开垦的土地所有者“印信执照”，不准原来业主“认业”，从法律上确认和保护其土地所有权。
乾隆二年制订“承垦荒地之令”，要求开垦荒地者必须先向官府呈报。
在《垦田利则》中规定，以向国家纳税作为国家承认其垦田的所有权的前提。
为了保护土地私有权，清律规定凡盗卖、盗耕种、冒认及侵占他人田宅的行为，按律治罪。
清代的国有土地有：官田、官庄和屯田，官田属清政府所有，租给农民耕种，国家收取地租。
官庄是赏赐给宗室贵族的圈地，包括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庄田，采取庄园制，役使奴仆进行生产。
屯田，又称军田或赋军田，由兵卒、旗人屯垦，用于军饷，这些国有土地都受到清律的严格保护。
清代的“旗地”，是旗人依靠政治特权而占有的土地。
为了巩固清朝的社会基础，清律严格保护“旗地”，不准旗民把旗地典卖给汉人，已典卖的由官府强制赎回。
由于“旗人不习耕种”，使得禁止旗民交产的禁令无法施行。
咸丰二年，不得不通过《旗地买卖章程》，允许“旗民交产”。清代为保护宗族的经济基础，清律和宗族法都保护宗族公产，严禁族人擅自处置公产。
到清代，无论是买地、租房、雇工、合伙、婚娶、借贷等都以契约作为凭证，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雍正、乾隆时期，既有官版契纸，也有民间手写契纸，如双方发生争讼，要出具契纸作为凭证。
加盖官印的“红契”比未盖官印的“白契”的法律效力要大。
上述民事法律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清代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社会的进步。
清朝的经济立法也基本上沿袭了明制，但革除了明代旧制中的一些弊端，创立了一些新制。
(1)赋役立法
清军入关后，废除了导致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三饷”，即“辽饷”、“剿饷”和“练饷”。
于顺治十四年颁行《赋役全书》，建立清政府的赋役制度，即根据土地、人丁的登记情况，计算和确定田赋、丁银的数量。
这就为赋役征派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提供了统一遵行的法律根据。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按土地与人丁征收双重赋税的赋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加以改变。
到了康熙五十二年，更是下诏“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法令。
到康熙朝后期，为解决人役负担不均问题，改为“摊丁入亩”，即把丁银按土地亩数平均分配到田赋中去，不再按人头征税。
这种改革经历150年才最后完成。
“摊丁入亩”不仅简化了征税标准，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而且由于实际上废除了人丁税，放松了对劳动者的人身束缚，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自由劳动力。
(2)手工业、采矿业的立法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5年)下令废除明朝的匠籍制度，“除匠籍为民”，匠户编入民籍一体纳税当差，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
清廷放宽了对手工业的专断，允许民间手工业者在较大范围内自行经营。
但在武器、铸币、供应内廷的织物、瓷器等由官府经营。
清初曾允许和鼓励民间开矿，到康熙四十年颁布禁矿法，不准民间采矿，以防矿徒聚众造反。
康熙四十四年，在云南省城设立“官铜店”，由官府垄断铜的买卖，凡商人制出的铜，必须卖给“铜店”，如私相买卖，一经查获，铜被没收，人皆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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