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晏平元年岁末，腊月丙申日，裴该登受禅台，司马邺北向而立，华恒进献玉玺，群臣山呼万岁。旋即祭天受命，践祚登基，建国号为“华”，期以翌日，也即新春元旦，为靖德元年。
封晋主司马邺为高平公。
曾经有人建议，还当酬晋主为王爵才好，裴该就问了：“何以魏受汉禅，不与献帝王爵啊？”汉魏之禅，才是源头，理当遵从其典制。
裴嶷复请从周礼，建三恪，倒是得到了裴该的首肯。所谓“三恪”，是指周朝肇建，即维持前三朝的祭祀，于其子孙封邦建国，以示传承有序。不过具体是哪三恪，却向来众说纷纭，或云封虞、夏、商之后于陈、杞、宋，或云封黄帝、尧、舜之后于蓟、祝、陈——则杞、宋为二王之后，不在三恪之内。
所以多半是儒家或者春秋战国时代别的什么“子”生造出来的概念吧。
裴该于旧礼多不感冒，竭力删繁就简，抛弃那些纯属面子工程的玩意儿，但这就必然会引发士大夫阶层的不满，认为新朝不讲“礼”。故而对于建三恪之类惠而不费的玩意儿——又不是真建封国，不过多出份俸禄罢了——他也就捏着鼻子认可了。
华朝前论三恪，当指汉、魏、晋。当年汉献帝禅让，被降封为山阳公，五传而没于“永嘉之难”，裴嶷等人找到一个叫刘祭的，继承山阳公爵号。后魏元帝禅让，被降封为陈留王，两传而没于“永嘉之难”，复觅得曹操玄孙曹劢，封为陈留公。乃并高平公司马邺，为其三恪。
从魏制，三恪皆可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则致胙。
华朝的都城，或议仍守洛阳，或议迁往长安。前者的理由，是洛阳自后汉以来，三朝为都，又居天下之中，理当沿袭；况且羯贼未灭，国家方用兵于东，则朝廷官署居于长安，未免太过遥远了一些。后者的理由，则因长安为裴氏兴旺的根基，其于洛中的统治则仍嫌薄弱，为策万全，还当返归长安去才是。
裴该本人是倾向于长安的，因为他觉得关东的战事不可能延续太长时间，新建王朝的中心还应当向西移，一则镇定戎狄势大的关西地区，二则便于收取凉州后继续向西域发展，规复两汉以来的最大疆域。但就目前而论，自己还应坐镇洛阳为是——越是薄弱，才越是需要天子亲自镇定啊。于是对群臣说：“昔周之得天下，亦复两都，我何不可两都啊？”
周之故都，即名为周，文王灭崇后于沣水西岸营建丰京，武王于伐商前，于丰京西北建镐京，号宗周。等到攻陷朝歌，名义上小邦周代大国商而为天下之共主，为了镇定殷商故地，乃建洛邑为新都，号为成周。历代多以为西周的都城在宗周，但后世根据金文考证，事实上周成王五年，即自宗周东迁至成周，因此大致可以判定，西周之时，两都并重。
其后刘邦称帝，初都洛阳，复徙长安，但洛阳的地位仍然高过普通郡治。东汉虽都洛阳，却于长安周边沿用了西汉京兆之名，且河南、京兆二尹并置。再往后定都关中者，往往要于所谓“天下之中”设置陪都——比如隋唐两代，便皆以洛阳为东都，其间李治、武曌常居东都，武周建立后，更是直接定洛阳为都城，号神都。
所以裴该提出并置两都，并没有遭受多少阻力，乃定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都。他打算在平灭羯赵，且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后，便命人在龙首原以南——也即唐代长安城所在——营建新的都城，即从洛阳正式迁入。如今则命荀崧为西京留守。
追尊皇高祖裴茂为圣皇帝，皇曾祖裴潜为太皇帝，皇祖裴秀为世皇帝，皇考裴頠为烈皇帝，皇兄裴嵩为愍王。
裴该唯一妻、一子，所以顺理成章的，当册封荀氏为皇后，裴俭为太子。只是荀氏母子尚在关中，并未抵达洛阳——因为闺女儿还小，娘亲真离不开，也不便抱女远行——故而册封典礼暂且延后。
重新梳理朝廷官署，于中央，正式罢废三公九卿制，而在后世三省六部制的基础上，建六省十部制。所谓六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枢密省、御史省和秘书省。
中书等三省亦魏、晋以来旧制，但其架构更为谨严，逐渐向隋唐靠拢。其中中书省掌机要、政令，以左右仆射为其长官，下设侍郎、舍人等职；门下省掌诏令之审核与封驳，以左右侍中为其长官，下设侍郎、常侍等职；尚书省掌民事，以左右仆射为其长官，下设六部。
枢密省则是裴该的新创，主掌军事，以枢密使为主官，枢密副使为其佐官，下设四部。
当然啦，这只是理想罢了，就目前的状况，朝廷架构还必须维持半拉军政府的形态。在裴该这个强力的开国君主治下，中书唯承旨而已，门下也主要对下而不敢对上，尚书、枢密才是最为权重的要害部门。
乃以王卓、裴诜掌中书，华恒、祖纳掌门下，裴嶷、殷峤掌尚书，陶侃、郭默掌枢密。
此四省最贵，其长官，包括仆射、侍中及枢密使，共七人，皆列正三品，并为宰相，于禁中设国事堂，每日会商理政。至于国事会议的主席，则由七人轮值担任，一轮恰好七日，合“日、月、火、水、木、金、土”七曜之数，是故后世即以七日为一“星期”也……
御史省即旧御史府，掌监察，督责百官——主要对内，其原本长安行台从事中郎所负责的对外情报工作，则分拆后移交给了尚书省之礼部，以及枢密省之枢部——以御史大夫为其主官，正四品，御史中丞为其佐官，下设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按察御史等职。首任御史大夫为荀闿，御史中丞为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