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汉代直到魏晋的台省，与后世的尚书省不同，尚书仆射与诸尚书品秩相等，且诸尚书虽云分曹理事，其实职权相互交叉，很不明晰。好比后世的国务院，唯尚书令可比总理，仆射则是常务副总理，诸尚书都是副总理，虽然各有分管，却还并不能算是各部委的首长。
只有确定国务院以下，是各部委，各有其主官，职权才能明析，责任才能分明。
陈頵说的第三条，是：“兴文教，培育士人；定考试，选用官吏。”前七个字是普天下全都是认同的善举，后七个字则符合陈延思个人的政治理想。
这所谓“三得”，句句搔在裴该的痒处，他不禁遍体通泰，若饮醇醪。但是随即就说到“三失”了，陈頵道：“第一失，重工商。”
当时普遍认为，农业是国家第一要务，工商则只是末业而已——当然就社会发展水平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裴该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力，繁荣经济，奖励工商业，陈延思也认为并无不妥，但问题是——你不能把工商放到跟农业齐平的位置上来啊！
主要就是裴该解除了一系列对商贾、工匠的禁令，甚至于工、商之家，也能出仕为官——虽然就目前而言，多为小吏——这使陈延思很难接受。
陈頵道：“工匠习末业，若诚能造器械，有利于农，加以奖掖，还则罢了。商贾逐利，不知仁义，是故历代皆限其服用、居宅，以使人咸知商为贱业，虽一时富有，但朝廷颁诏，顷刻间其家可破。
“今大司马除其禁令，使商贾皆能着绫罗、居广厦、食膏腴，甚至养宾客，则人必慕之，倘若皆风从为商，田土必荒，是大不利于国家也！”
这也是老生常谈了，裴该在解除禁令之前，便曾经跟裴嶷等人就这个问题辩论过很久，对此早有应对之策。于是他笑笑说：“卿言商贾逐利而不知仁，我以为未必。如郑之弦高，犒秦师而救国，彼乃不知仁义，且有害于国家么？”
陈頵反驳道：“败秽之中，偶有芝兰，不足为凭。”
裴该便道：“则若舍败秽而不顾，即生芝兰，其谁知之啊？我今唯用芝兰耳。”
陈頵说芝兰你当然可以用啊——“既云考试不问门第，则可驰商贾之家不得为吏之禁，若有才俊，试之可用，即授品秩。唯其它旧禁，不可废弛。”
裴该正色道：“延思，譬若贫瘠之土，不可为农，唯生稗草，那我是一火焚之，使其抛荒好呢，还是任由稗草生长，可以偶获芝兰好呢？若其滋蔓，自当剪除，使不为害；但若天然设限，过高者锄，恐怕芝兰永不会生啊。
“历朝所设禁令，是使富者不能贵，然而贵者独能富，卓氏、程郑，终不能与官商比类，由是遂生石崇……”
市场就这么大，民间资本起不来，官僚资本就会进入，结果是催生出了石崇之类的官商，其对整个商业的破坏相当之大。
“如卓、程等，终不如石季伦（石崇）害国之甚也。且农耕之家，若止力田，不过小康，凡阡陌纵横者，莫不因侵吞起家。于彼等而无商贾之禁，人不以为贱，难道百姓都会仿效，去侵占他人田产不成么？”
——封建时代，等级制度森严，是什么等级的人，就相应什么等级的衣食住行，否则便是逾制。不过对待大地主，却没有象对待商贾那样，有特殊的禁令颁布——虽然也不能跟官吏等同就是了——而且一般情况下，管理得也不严格。
裴该长篇大论，却貌似并没有说服陈頵，对方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二人当场辩论不休。旁边儿熊远瞧着大司马的脸色有点儿不大好看，不禁心急，赶紧找个机会插话，问陈頵道：“所言一失，亦已阐明，不知其二失为何啊？”你别揪这个问题不撒嘴啊，还是先说下一条吧。
裴该深知就工商业的问题，想要说服一个古代士人有多么困难，最关键他们毫无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那么既然皇帝与人民不平等，官吏与庶民不平等，则对于商贾更不平等一点儿，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么？于是他也就坡下驴，对陈頵说：“请言其二。”
人既然不打算就这个问题继续跟你辩论下去了，陈延思也就只好闭嘴。终究上下有别，他也还不到一较起劲儿就九牛拉不回的犟脾气——实话说倘若脾气犟到那种程度，早在当小吏的时候就被人给偷偷宰了，不可能做到侍御史之职。
啥时候可以说话，啥时候应该闭嘴，对什么人要直言不讳，对什么人要兜兜圈子，这点政治智慧，陈延思还是有的。
于是竖指道：“其第二失，为民屯。”
按照陈頵的意思，就应该立刻分给百姓土地，编户齐民，开展生产。他对军屯是支持的，对民屯却意见多多，当下即将民屯的害处逐一道来。
裴该点头道：“我亦知之，不过权谋耳，比及三五岁，自当尽放屯户为国家编民。此际军用不足，不得以而为之罢了。”
当然还有一点他没说，那就是倘若直接任由流民返乡，很大可能性会在短期内就变成豪门的佃客甚至于奴婢——江左方面就是最佳的例子——所以才要先用民屯圈一阵子，培养他们互助的习惯和对官府的信赖，进而再利用民屯的盘剥，去资助他们种稳分给的田地。
对于这一条，两人根本就辩论不起来，于是熊远便问了：“其三失为何啊？”
陈頵乃道：“其三失，大司马行台制度，仿效朝廷，不知因何独无诤谏之职哪？”
裴该闻言，不禁沉吟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