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制度对以往的科举是彻底的颠覆，因为需要的官员数量实在太多，每三年一次的科举选拔的进士远远不够，这可能也是齐王以胥吏退役士兵军官为官的主要原因。
而若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做官，读书人的地位将大大降低。所以江西制度推行全国恐怕很难，因为会受到全体读书人的彻底抵制！所以，江西巡抚阎应元的奏疏哪怕得到了坤兴公主的披红同意，却也被六科给事中进行封驳。
所以，自己所认识的沈正心等齐王委任的官员根本得不到朝廷的承认。可是等到科举之后，等到朝廷委任的进士官到了江西，那至少要到年后，齐王委任的这些官员已经任职将近一年时间，统治早就深入人心，再不是几个进士官所能更改，到时恐怕又是一场博弈。
而和江西现在的制度相比，大明原来的制度实在是太粗陋。而能想出这种办法制度的齐王陈越，让张煌言内心更加的佩服了！
当然，熟读史书的张煌言也知道，江西施行的这种制度分明的借鉴的秦汉旧制，在秦汉，乡有有秩蔷夫，游缴，里有里长，亭有亭长，朝廷对百姓的管辖深入到了每一个乡村，这才有秦汉的强盛！
而大明皇权不下乡，把广大的乡村完全丢给了乡绅们，在百姓们的心中，乡绅要大于官府，这导致朝廷统治基础薄弱，再加上乡绅们依仗功名肆意兼并土地还不需要缴纳任何赋税，朝廷对这种情况根本无力阻止，因为官府本就是乡绅们的一员，长久下来，大部分的土地聚集在乡绅的手里，朝廷的收入连年下降，朝廷穷百姓穷，独独富了乡绅们，这种奇葩的景象前所未有！
身为士绅的一员，张煌言对这种情况知道的最清楚，因为他父子都是举人的身份，在鄞县也算是有名气，他家的田地虽然不多却也有上千亩，都是附近的村民投献而来，不收都不成。
一县的赋税有定数的，不交赋税的多了，这些逃避的税银只能加在无权无势的小民头上，导致贫者愈贫，便是富裕的江东，也有无数的百姓嗷嗷待哺，张煌言所在的鄞县属于宁波府，山地多平地少土地贫瘠，有着众多活不下去的百姓或者违禁出海，或者避入四明山区为匪。
而按照江西这种制度，根本就不会再有跨州连县的大乡绅，因为即便是江西活下来的乡绅，要想继续拥有以往的田地，必须提供以往的地契证明，而根据朝廷的制度，一个举人最多能有400亩的免税田，进士最多可以有2000亩，超过了这个数目便是非法。而在以往，哪怕投献到士绅们名下的田地数目太多，官府们也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根本不会为难乡绅们。
可是现在却不同，历经战乱的江西，士绅们的力量降到了最低，齐王府的力量到了顶峰。你说这些田地是你的，哪怕你有田契在，而按照朝廷制度，你一个举人只能拥有400亩的免税田，超出这400亩的田地你先把往年的田税补上再说，偷税漏税必须得到惩罚，再惩罚个两三倍，光是补缴惩罚的足以让一个士绅倾家荡产！
一开始还有乡绅仗着自己的功名以及朝中当高官的家人硬顶，可是现在的府县官员却不是进士出身了，胥吏们还好说，对乡绅们有本能的畏惧，可丘八们却不同，他们只听齐王府的号令，说抄家便抄家丝毫不含糊。
而随着第一批乡绅被抄家查出之后，其他的乡绅也都老实了起来，一个个忍着心痛吐出来了自己霸占的田地。而没了田地，自然养不起太多的仆役丫鬟，没落下去也就是一两年的事情。所以，只要江西现在的政策能够持续下去，用不了几年，士绅们在江西的存在感会被虚弱到极限。
而官府陡然间增加了上千万亩需要缴纳田税的耕地，便是每亩只收一斗粮食，每年也增加百万担的税粮！当然，官府的税收不止一斗。
而多出来的田地，一部分被赏赐给立功的士兵们，其他的则招募无地的百姓耕种，征收税粮一律按照三成，再加上人头税也就是四成的样子，这已经比往昔的负担渐少了一半，所以才有邻省的百姓纷纷来投。
当然江西的新政严重损害了士绅们的利益，也导致了朝堂上愈演愈烈的争斗。对自己土地被官府夺占，出身江西的官员拿不到能摆在台面上的理由，便只能攻击齐王以及江西巡抚违反祖制不该让胥吏丘八当官。而其他官员也生怕陈越会把这种制度在其他省份施行，开始了联合进行抵制，才有了封驳事件。
想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张煌言只能喟然长叹，江西制度的优越性显而易见，官府的控制了不仅极大的加强，朝廷的税收也必然大为增加，这样的制度却受到了文官们的集体抵制，谁在为公，谁在谋私？已经不需要多说！
当然，这种制度施行起来太过艰难，在经过战乱的江西尚可，根本无法推行到其他地方，因为其他地方的阻力远大于江西。哪怕是齐王现在正在得势，正如日中天！
两百多年的科举制度造就了士绅们在大明根深蒂固的势力，并非一个人能够轻易掀起，除非那个人真的拥有翻天覆地的力量，可以把所有士绅都打到连根拔起。而现在的齐王陈越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否则面对给事中们的封驳他不会妥协。
在江西转了一大圈之后，张煌言对江西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这才起身离开了江西，乘船顺江而下赶往南京，距离科举开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而就在这时，朝廷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直接影响到了张煌言的科考，进而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
PS：四千字大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