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一桩罪行找不到罪犯，那么默许这件罪行发生的所有人都是罪犯。
关于第七集团军司令部关于泰帕莱河战役中一系列指令的战后调查报告中，人们总是本能的会问“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场战役”、“司令部为什么要去越级干预一线部队的作战”、“明明能赢的办法有很多，为什么偏偏要选择最愚蠢、最糟糕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整个第七集团军上层，除了进了卢比扬卡广场大楼里再也没出来的雅科夫列夫一级上将，上至集团军司令部下至师团指挥部的所有当事者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反对在没有炮火和空中掩护下强攻强渡的，自己坚持主张步兵部队应该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的增援上来后再采取行动。而且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还能拿出证据来。
那为什么还要强行推动这个作战？
原因说出来很简单，因为圣彼得堡的命令，因为整个第七集团军指挥层已经算不上军事指挥机构，更像是个互相糊弄的官僚机构。既然上面的指令不能违背，又必须从战败后的责任追究后逃脱，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所有人都反对这个明显不合理的指令和作战，并且相互之间都作出证据，同时在“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的大原则下默许作战遂行。如此一来，他们确实反对了作战，但基于服从命令的义务，纵然千般不愿也只能执行上级不合理的命令，并且每一个人都能拿出过硬的证据，所有人都能平安逃脱。
谁说公国军人都是一根筋的莽夫，你看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本事，多年的老官僚也只有甘拜下风的份。
穿军服的官僚们在铺设逃脱惩罚的轨道，集团军司令在干什么呢?官方历史中对此有些语焉不详，不过从集团军参谋阿尼索夫少将的私人日记中，人们可以一窥当时的真实情形。
当时整个参谋部都在忙着以战役指挥部的指令为挡箭牌，想尽办法逃避责任。在一片混乱中，阿尼索夫少将被推出来充当给猫挂铃铛的老鼠——向集团军司令指出问题所在，为整个参谋部避免责任追究的路线图填上最后的拼图。
阿尼索夫少将以夸张的文趣÷阁描述了他向雅科夫列夫汇报时的情景:
“参谋部里的每一个人都拒绝去见集团军司令，我只好自己去完成汇报工作。一级上将阁下将一栋拉普兰富商遗留的别墅指定为私人驻地，我很清楚别墅的布局，里面摆了哪些好东西，都是谁交上来的，摆在什么地方，我一清二楚。我进去的时候，一级上将正在用餐，香槟、上好的鱼子酱、松软的面包、新鲜水果。我站在一旁逐字逐句的将问题一一呈报，一级上将坐在那里连吃带喝。只需要花上半分钟或者一分钟，他就能离开餐桌，走到一旁的地图室，将我汇报的问题用更直观的形态呈现出来。但一级上将根本不愿意挪动脚步。为什么?我想并不是因为美酒美食对他有多大的吸引力。一级上将觉得他制定了一个很好的计划，下面的人要做的是执行这个计划，设法克服各种困难夺取胜利，而不是跑到他这里来抱怨这抱怨那……最终一级上将享用完了早餐，挥挥手示意我可以回总参谋部了。走出那间别墅的时候，泪水从我眼中潸然而下，回去的路上我再也控制不住，失声痛哭……”
且不论这番充斥着辩护和自我美化的论调和真相是否有出入，从结果上来说，官场老油条们成功逃脱了惩罚，集团军司令一人扛起了黑锅，士兵们被送进了地狱。
老实讲，步兵第49师的各级军官一点都不想将士兵们浪掷在一场毫无成功希望可能的进攻上。他们不是白痴，集团军司令部里的那些花样他们不是不清楚。可就算清楚又怎么样？反驳？抗命？打了败仗还有机会走上军事法庭去辩解，抗命不从的话，集团军司令部直接就能派宪兵和督战队过来把所有指挥官就地正法。别以为这是吓小孩子的故事，这是公国军培养速成军官的有效手段之一。只需要把前任指挥官枪毙，后来者就会得到足够的教训，在带着蓝帽子的督战队和宪兵队的督促下，公国军各级指挥官向来用心学习战争。
所以纵然千般不愿，步兵第49师还是执行了那道该死的命令。
一声哨响，步兵第49师沿着整条临时挖掘的堑壕发起了冲锋。士兵们手挽着手，挺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唱着《公国军最强大》，欢呼着“乌拉”，对河滩上的尸体与舰船残骸视若无睹，如同一道长满了长矛的生命之墙冲向湍急的河流。
见惯了公国式万岁冲锋的拉普兰军人在那一刻也被那近乎于悲壮的场景惊呆了。直到公国军士兵踩响埋在河滩边缘的反步兵跳雷，他们才清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