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范转移的优势是厚积薄发，劣势也是厚积薄发。
新旧典范之间存在着传承脉络，不管典范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依然可以发现明确的脉络连接。
通常来说，典范转移的进程是不可逆的，只要技术持续在进步和积累，典范转移就会持续的发生。即便以行政和暴力手段强行阻止，也只会暂时拖延某一范围内的典范转移，当其他国家或文明完成进步，各种形式的外力介入依旧会启动新一轮的典范转移。
要想阻止典范转移发生，最切实有效的办法不是颁布法令甚至动用暴力手段强制执行，而是打乱乃至切断技术和学说之间的传承联系。具体的做法就是直接输入过度超前的技术，而且是数量大到受众根本没有时间去进行辨别、比对、淘汰、理解的完成品。使得人们在不知不觉间习惯别人给了就接受，连是否需要都没想过，彻底放弃质疑，最终成为只知道接受新技术，对技术本身“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不知不觉间新老技术失去传承，发生“断链”现象。即便人们意识到超前技术的危害，也不可能舍弃已经推广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新技术，难以再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构筑文明。
这一步已经行之有年，如今正如李林所预料的那样开花结果。
利用战争、商业、国家建设的成功，向诸国展现新技术的好处，引发诸国的危机感，然后通过转让或开放专利推广技术——不断重复这样的过程，最终各国的技术传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空窗，技术进步也陆续出现瓶颈。
当然，以上问题只要有耐心且持之以恒的投入，最终也能克服。但这就触发了第二道难关——时间。
革命是一个整体的生态剧变，在革命初期，新的生态结构尚未稳定下来前，一些率先突变的物种在旧的环境下看并无明显优势，甚至经常处于劣势。
比方说刚诞生时的汽车比马车更便利吗？这不仅取决于汽车本身的性能，也取决于相应的环境。在一个没有加油站，找不到停车位，没有能维修保养汽车的修理厂，只能找到马车夫而找不到驾驶员，公路也专为马车设计的地方，无法适应这种环境的汽车甚至比马车更不方便。
任何技术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设备，背后总有一整套互联互动的生态链条。蒸汽机、火车、电等等，最初孤立地出现时都不过是一些不知所谓的玩具，直到发展出完整的生态链条之后，这些新技术的价值才会体现出来。
更让人困扰的是。在新技术被证明成功之前，人们要如何能够确信一个突兀的新技术能获得大众认可和接受，带来广阔的市场和应用前景呢？事实是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法能够预知。唯有经历漫长的努力和实践，最终得出可以令人信服的成果之后才能被普遍接受。
对诸国列强来说，他们根本没那个耐心，也等不起。因为在他们脚踏实地缓慢前进的时候，帝国很可能已经又推出新的技术，并推广运用。为了不被拉开更大的距离，哪怕明知道是饮鸩止渴，他们也只能要求帝国开放新的技术专利，捡起帝国已经淘汰的技术来维持住双方的差距。
用个不怎么好听的比喻，帝国的技术就是成瘾药物，诸国非常清楚长期服用会造成严重危害，但强烈的戒断反应很可能会致命，更不要说戒断过程的痛苦。所以尽管痛恨帝国，但诸国没有勇气也没有余裕去抗拒名为“新技术”的兴奋剂。
当然，也不能断言诸国就会一直如此，不会在某个时间点出现具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的君主或执政团队，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去尝试开拓新的文明发展模式或典范转移。只是如此一来，他就会一头撞上李林准备的第二张和第三张牌。
李林的第二张牌便是技术专利，关于这张牌已经说的很多了，这里就不再赘述。
可怕的是第三张牌，对当前的世界而言，对任何有进取心的君主而言，这张牌都有着让他们就此止步甚至倒退保守的魔力。
第三张牌正是典范转移所引起的生态剧变
任何时代，人类知识中的任何部分都是互相关联的。天文学与数学、自然哲学、物理学、乃至伦理学和政治学都有关联。哥白尼让地球动起来之后，基于亚里士多德有限宇宙的物理学模型受到了牵连，无法继续成立。但这并不是哥白尼擅长的领域，因此哥白尼对其理论引起的力学问题并不是特别在意，但自然哲学家不得不认真对待，最终到伽利略和牛顿才把分裂的天文学和物理学重新整合起来。而进一步造成的物理学和伦理学之间的撕裂最终也没有得到弥合，各门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要重新建立起来，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也受到深刻影响。
在生态剧变之初，发生的可能是某些环境的新变化，某些物种抢先完成突变而适应了新环境，对于老的生态系统而言，这些新物种就像是外来入侵物种那样肆意繁衍，破坏原先保持稳定的生态链条，同时创造出新的环境。其它物种如果不能及时适应新的环境，势必消亡或者边缘化。
诸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关系，乃至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的关系——这些旧环境下的生态都将受到挑战。更适应新世界的生存策略很可能在旧世界中处于弱势，但如果迟迟不能适应新世界最终也难免被淘汰。因此在由典范转移引发的重新洗牌过程中很难找到最优的生存策略，最好的办法可能只是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