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虽然也和曹操一样实行屯田，且规模很大，仅次于北方的曹操，以这种边耕边战的军屯方式解决军民的生计问题。
但连年军阀混战，“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社会的运转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边缘。
孙权的地盘上虽然有六合的冶山、扬州的大小铜山，不缺资源，但缺劳动力，尤其是从事开采和冶炼这些重体力的劳动力。
孙权曾派手下大将卫温去宝岛，不是去占地盘，而是掳掠劳动力，可见当时缺人缺到何种程度。
人少，盘剥对象也就少，造成东汉末年各个割据势力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困难，整个社会闹钱荒，货币市场出现了五花八门质量低劣的“恶钱”，如董卓的“榆荚钱”，还有民间的减重五铢、剪边五铢、侵轮五铢等等，总之就是尽量把一个钱变多个使用。
靠铸大钱解决财政困难的，首先是三国中实力最弱小的蜀国，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刘备攻打益州，为解决军需，铸“直百五铢”。
用铸造两个五铢钱使用的原料铸出的钱，却要当五铢钱的一百倍使用，这实在和抢钱无异。
不过，首先发明这种把一个钱变着法当若干钱使用的“面值货币”的人，并非刘备，而是王莽。
王莽在西汉居摄二年第一次改革货币，发行了大钱、契刀、错刀三种大面值新货币，分别折合五铢钱五十、五百和五千，此后多次“币改”，各类大面值货币改头换面，却始终存在。
当时有批评者指出，他铸造的大钱“大泉五十”重不过十二铢，却要当五十倍使用，因此王莽的货币改革被人贬为“瞎胡闹”。
由于钱币不断减重，相邻的蜀地又通行起虚值当百钱，铸造自己的货币成为吴国当务之急。
《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有两项记载：一是“(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二是“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
就当时来看，孙权至少铸造过这两种钱。
孙权的“大泉当千”是继王莽之后铸造的又一虚值大钱。
目前所发现的“大泉当千”钱，最早的铸于公元238年，最晚是公元246年，早期的较重，也不到三十五铢，后期的则不足二十铢。
历史上往往钱币减重或者大额钱币的出现，都会引起私铸(投机行为)。
刚开始，官方铸造的“大泉当千”径一寸四分，重十六铢，还比较规矩，像个样子。
后来，你也铸，我也铸，一发不可收拾。
而私铸钱更恶劣，有缩量的，有减重的，恶劣到家的甚至有铸出来的“大泉当千”钱只比普通五铢钱大一点，重一克多，却要当一千个普通五铢钱用。
间更有仿制盗铸的“大泉二千”、“大泉五千”钱，造成今天泉界收藏的“大泉当千”版别繁多，五花八门。
事情到了这一步，不闹出恶性通货膨胀才见鬼了。
据说当时有些商贩们根本不敢收铜钱，索性恢复了物物交换。
值得一提的是，张天元手里的这枚“大泉当千”，是在洛州省登封县的一家废品收购站拣选的。
这是刘金宝的爷爷收来的。
登封在中原腹地，属曹魏地盘，离魏国的国都洛阳很近。
令人称奇之处正在于此，“大泉当千”怎么会跑到敌国的腹地来?
一个解释是，当时“大泉当千”铸造的数量很大，难免有漏网之鱼;
另一个解释是，当时各个敌对政权之间贸易往来还是比较频繁的，铜钱实在太重，如果有大宗交易，一个钱当一串钱花的大钱携带方便，偶尔用一个，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