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按照你的意思，只要牵扯到民事，还必须提前专门开个庭了？” 任真的话可谓是非常不客气了，李开终究还是没有忍住开口了： “那我们的案子还判不判了？” 面对李开的质问，任真轻笑着摇头。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李开作为庭上没有身份的一员之一，按理现在是不能说话的，但看着审判庭上那几位明显正在苦思冥想，任真也就懒得跟他计较了。 “想要认定时浩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这当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不能以他失去了请求权为基础。 时浩对优恩公司是否还具有追偿的权利，是单纯的民事问题，不能为了给他定罪，在刑事判决中对其民事权利作出剥夺性的判决。 这显然既不符合民事诉讼中不告不理的原则，也明显超出了刑事审理范围。” 任真给出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李开的汹汹气势刹那间便被堵了回去。 其实在这里的论述，任真是占了很大便宜的。 因为民刑交叉在实践中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虽然经常出现，但是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处理原则。 无论在哪个世界都是如此。 甚至民刑交叉案件的范围都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界定。 在开庭前任真做了不少功课，抓住了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 虽然在大多数民刑交叉的案件中，都是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处理的，这个原则的适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案件中的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必须存在竞合。 换句通俗点的话来说，只有一个人的行为同时涉及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时，才能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处理。 可如果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之间属于牵连关系，那就需要刑民并立，各自进行审理。 在时浩的这个案子里，时浩的行为或许涉嫌敲诈勒索，但其行为在民事上究竟是否属于侵权，暂时还不明确。 因为无论属于哪种结果，都要以时浩对优恩公司是否具有请求权为前提来看。 有这个大前提在，在刑事法庭上对时浩的请求权做出剥夺，显然是不合理的。 根据不合理的原因，得出的结论能合理吗？ 或许在现实生活中有歪打正着，但是在法律上，绝对不允许这种含糊的情况出现。 “这样解释的话，一审在这里的审判逻辑倒是确实有些问题。” 看另外两位同事还有些犹疑，李易路主动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虽然刘林是主审法官，但审判显然不能只听他一个人的想法。 在主审法官的判断出现偏差时提出纠正意见，在其做出选择之前给出建议，正是合议制度设立的意义之一。 “如果时浩的行为在涉嫌敲诈勒索的同时，直接涉及到民事侵权，那么法庭做出判决没有问题。 但时浩的行为在民事上如何定义尚未有定论，在刑庭上对他的实体性权利做出判决的确不合适。” 听了李易路的分析，另外两人也是点点头。 “所以时浩向优恩公司继续索赔的行为，在民事上还是存在合理的可能性。” 这位名叫方亭的法官终于理顺：“存在可能性，在刑事上就意味着存疑。 如果存疑，那么按照疑罪从无的话，的确不能认定时浩就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刘林揉揉眉心：“其实说疑罪从无都有点牵强，因为一审认定时浩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直接就是以其民事上不具有请求权为基础的。 但无论按照先刑后民还是刑民分立来处理，这个因果都是不对的。” 李易路和方亭想了一下，的确是这么回事。 “那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就不成立了？” 李易路的语气虽然是疑问，但三人心中其实都差不多已经有了答案。 “那关于时浩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就先讨论到这里吧。” 虽然有些曲折，但这个问题也算是有了个比较明确的方向。 毕竟之前关于时浩犯意的讨论，虽然翟明和任真的观点大方向上是一致，但是在具体的认定逻辑上，还是存在很多不明确的地方。 而关于时浩对优恩公司是否具有继续索赔的请求权，虽然也不明确，但是实际上并不影响他们做出决定。 因为这个请求权还不明确，并且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在今天的法庭上作出明确。 所以就没有需要纠结的了。 “审判长。” 翟明提醒了一下：“一审认定时浩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目的的理由有两点，除了不具有请求权，还有时浩虚构其家人对三十万赔偿不满意的事实。” “嗯” 刘林反应了一会儿，才想起来只是请求权的问题结束了，而不是时浩非法占有目的的问题也结束了。 “关于时浩虚构的这部分事实” 刘林看看一审判决，又看看相关的证据，最终还是看向翟明： “公诉人先来明确一下吧。” 从抗诉意见和庭审开始时对一审指控意见的异议看，翟明在这里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刘林清楚，时浩和任真那边，肯定会针对这部分事实展开反驳和解释。 让翟明先作出明确，可以让后面的控辩更加具有针对性和逻辑性。 同时也方便法官做出判断。 “关于一审判决认定的，时浩虚构的事实，和时浩对优恩公司实施了刑法意义上的要挟行为，虽然证明目的不同，但两者间具有较强关联性，所以我打算放在一起来说。” 翟明解释了一下，刘林点头：“可以。” “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相应证据，在20xx年6月29日，优恩公司与时浩取得了联系，在当晚18:30分的通话录音中，时浩的原话为‘我觉得没什么可聊的但你这么一说，我得考虑考虑，你能代表他们，代表到什么程度，我也可以和你聊一聊’ 当晚20:30分，时浩与优恩公司负责人在开元酒店见面，并写下了索赔要求，其中明确写到‘我家里人对三十万的赔偿不满意，要再多加一点’。 在一审中，时浩的妻子及父母曾作为证人出庭，证明其从未提过对三十万赔偿不满意，这点有一审庭审笔录可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