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州闲适的夏季结束，整个州域都进入农忙，燕氏如今对粮食的需求太大了。对比起其余州域，冀州的繁荣程度无疑又回到黄巾之乱前的水平，甚至远远超过当时。毕竟在过去冀州得土地七成都被攥在世家大族手中，对人口的流动、聚集有很大影响。现在则变得不同，在冀州七成大族没能撑过十几年的混乱之后，在燕氏官吏丈量土地、分发田亩之后，当冀州百姓私田不得买卖而由官府分发之后——冀州这块有非凡潜力的土地几乎被完全开发。
冀州不像幽州那样拥有大片高山、密林，冀州也不像并州那样土地贫瘠，冀州亦不像司州那样比邻前线，冀州就是冀州，一马平川沃野千里。
迁徙的流民来到这里定居、流通的商贾来到这里开市，整个冀州汇聚着千万生民，而这些百姓耕种着冀州几乎所有能够耕作的土地。
燕氏在两三年前下令各地收集农具的付出到了收获的时候，各地将作监将其中各方面最优秀的农具成批打造，其中价格低廉、制作容易的由各地派送至农户家中；同时编户齐民，推行驴耕、牛耕以及相应的耦犁，由新派至地方的太学诸生担任的亭令管理，交付亭下百姓共同取用；在乡里一级，有水渠的则由官府制作水车‘翻车’来提供灌溉，一些有天然水流的地方制作渴乌来翻山汲水。
这一切都由燕氏新的亭令、里令、乡令三级地方官吏来管理使用，意在惠及百姓的同时增加他们的权威。太学诸生都是天之骄子，但其中难免有学艺不精、滥竽充数者，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在初次选任吏员时所需考校的学业不在经义，而在练兵、农事、律法。
他们在亭里乡的首要事务也仅有三点，敦促百姓用更好的手段、更便捷的工具、更简单更快速地耕好自家的土地；当百姓耕作的时间变短，便由他们来率领百姓教授技击、队列以及开蒙读书；最后便是常规的政……乡里之中能有屁的政事，无非宣讲律法，决断纠纷而已。
最后的律法其实算不上什么事务，过去汉朝在这一方面的官职部署都为了稳定，像亭长、求盗、蔷夫这些人便可以将此事做的很好，而燕北所安排的两点用简单的话来说无非就是耕与战。
用士子来教授百姓耕田、用士子来教授百姓技击队列，并制定下严格的操练时间与操练目的——农闲时每两日根据所在里的诸生里令所掌握的才能习练剑术或枪矛半日，另外半日习练弓术，并在其中搜寻适合学习骑术、御术的农家子弟，每隔四日便挑其中一日为乡里舞象之年（15到20岁）以下的童子少年教授蒙学。
尽管如此，燕北与他的幕僚都知道这些农家子弟在将来未必会进入仕途，因而所教授的无非是开蒙与基础的《九章算术》，让他们将来即便不做什么大事，也能以此谋生。
但若单靠这些，不论燕北还是田丰亦或沮授，都不认为单靠制度就能保证百姓会听命行事，尤其是燕北。
在亲身经历庙堂之高的制度性至江湖之远后完全变形的经验之后，燕北再治国治政上略有感触，已不像过去那么幼稚。在决定改变一项制度之前，燕北与赵王宫的幕僚无数次推算之后发生最坏的可能，并专程从国中招来各地三老、普通百姓来问询此事……这着实有重大意义。
还真让他们找到漏洞。
在平民黔首之间，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直接决定了他们吃多少。以定下诸生士子的操练强度，不说处惯了力气的农人，单单那些开蒙学的童子、少年，普通的干饭稀饭很难保证他们操练之余还要受学的精力，这直接会导致这项制度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