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后,中央迅速做出决定:恢复茅盾同志党员身份,党龄从21年开始算起。 中国文坛悲痛万分的同时,更感茅公之慷慨。 他临终前,将25万元稿费悉数捐出,激励后辈们继续为文学拼搏,真应了他那一句话:“扫出一条路来,让后来的人走。” 文坛的同志们也称赞韦韬夫妇,他们没有任何私心,遵照着茅公遗愿,将遗物捐献了出来,这种品质绝对是值得尊敬的。 25万,这样数目的一笔巨款,绝对能让人绿了眼睛。 像后世沸沸扬扬的国学大师季羡林遗产之争:季羡林临终前将遗产悉数捐给燕大,儿子季承却喊话燕大归还,还和燕大打起官司。 巴金从上海赶来京城,参加茅盾的遗体告别仪式。 他尊茅盾为老师,多年来始终将自己看作他的学生,习惯称呼茅盾为“沈先生”,此刻无限悲痛。 “我多想再和他长谈一次,没机会了” “巴老,您保重身体。”江弦宽慰说。 又过几天,韦韬同志找到江弦,还交给他几份稿子。 “父亲离世以前,断断续续看过你的文章,想给你写一篇评论,一直都没写完。” 江弦接过看了一眼,是茅盾为《琉璃月照铜钱》所作的一篇评论。 茅公不仅是出色的家,也是出色的评论家,他曾经给《呼兰河传》作序,笔法精辟,相当经典。 捏着这篇两千字的评论,江弦心中五味杂瓶,他出版的第一本《芙蓉镇》便是茅盾给他作了一篇序,没想到在茅公生命的尽头,还遗留下一篇未作完的评论给他。 给沈韦韬倒了一杯热茶,他认真的读了一遍茅公写给《琉璃月照铜钱》的这篇评论。 全篇离不开“理想”二字,茅公对江弦本人围绕“理想”进行延展回忆和评论。 他精辟的总结这篇文章为:一篇叙事诗,一首凄婉的歌谣。 可惜写到中途便戛然而止,以茅盾先生半年来的身体状况,写这两千余字的评论,想必已经耗费了他极大的精力。 江弦读过以后,将这篇评论平铺在桌子上。 沈韦韬抬起头来,“看过了?” “没想到茅公对我这样厚爱。”江弦感慨说。 前世他只是一个网文作者,哪里敢想,自己竟然能得到文学泰斗茅盾的钟爱和垂青,听受他老人家的教诲。 “韦韬同志,我想把茅公这篇未作完的评论放进《琉璃月照铜钱》,用作这部出版时的代序。”江弦提议。 沈韦韬愣了一下,“这篇文章还没有写完,用作序文,恐怕会影响” 他考虑的很周全,序文是作为单行本的开篇文章出现的,试想一下,读者一翻开这,便读到一篇有头没尾的文章,热情肯定会受到打击。 “我倒觉得,这篇序比再写任何一篇序都更加意义非凡。”江弦说,“我知道先生是个严谨的人,这篇序的后半部分,我会以自序的角度补完。” 茅盾极严谨,就连写字也从不草率。 相传是和他年少时一件事有关:他报考燕大,发榜时竟然没有他沈德鸿的名字,只有沈德鸣三个字,一查,原来是填报名单时书写潦草,把“鸿”字写得像个“鸣”字。 “既然如此,便随你用吧。”沈韦韬听了江弦的提议,没什么意见。 既然他父亲为江弦写了这篇评论,想必就算是他本人听了,也不会拒绝江弦这个想法。 花了几天时间江弦才题写完整这篇序文。 这天清晨,阳光明朗,风沙不大,江弦蹬着自行车来到了同样位处沙滩北街2号的作家出版社。 “江弦同志?”作家出版社负责《铜钱街》的编辑王淑丽喊他一声,这位女编辑后来还编辑了余秋雨、杨红樱的作品。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们送篇序。”江弦直截了当的说。 他一脸郑重的从挎包里取出稿子。 王淑丽给他倒一杯水,把稿子接到手上,低头扫了一眼稿子,字迹整齐,同时发问:“你请谁写的?” “茅盾先生。”江弦低声给出答复。 听到这个名字,王淑丽一开始没反应过来,过了三秒,才抬起头来,难以置信的看向江弦,嘴巴张大。 “这” “是茅公遗作,还没有写完,征得韦韬同志同意,我又补充了一部分。”江弦给她解释说,“你看看写的怎么样?” “我这就看看。” 王淑丽极慎重的点点头,坐在椅子上,捏着这篇稿子认真的起来。 这篇序文,茅盾写了2千字,江弦补充了3千字,加起来总共洋洋洒洒5千余字。 内容并不算长,但王淑丽看的非常仔细,一个字一个字的抠,读了约莫七八分钟,才看完这篇稿子。 等她再次抬起头来,眼眶都有点湿热。 感动。 这是这篇序文给她最大的感受。 前半部分,茅盾从“理想”二字出发,对江弦延展回忆,对这篇进行评论。 后半部分,江弦也从“理想”二字出发,回忆茅盾,讲述他从茅盾那儿听来的教诲,以及这些教诲和《铜钱街》这篇的共通。 前辈欣赏后辈,后辈回应前辈。 像是一问一答,一场对话。 又蕴含着对茅公无尽的思念。 序结尾的部分,江弦写了他最后一次和茅盾长谈的场景: 春节前夕,我到茅公寓所,在后院的杨树下,我搀着茅公,他说:“你背上的担子是一天重似一天,你的生命之火应向改造社会那条路上燃烧,决不可向虚幻的享乐道上燃烧。” 走出后院,我带走了一个孤寂老人的背影。 我想,多寂寞啊! 其实我并不理解他,他在信中写道:“我自知病将不起,我忠心的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他的心里装着祖国的文学事业,他为这个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怎么会感到寂寞呢? 我才终于理解我书中的主角。我困惑于“李兰德”甘受孤独的摧残,我认为这是痛苦。可他走向了艺术的至境,怎么会痛苦呢?他生命的终极,如枫杨树村夕阳下焚烧的烈焰般绚烂火红。 前门大街,全聚德总店。 “您真的不要人帮忙么?” “你们到底是要干啥啊?” “演话剧!” “演话剧你来我们店里干啥?” “体验生活,我们不要工钱。” 梁左和王小平跟全聚德的饭店经理纠缠着。 经理也是无奈,这俩学生这些天是一直过来打听,想来店里帮忙。 他哪敢答应啊? 就这么让他俩进来,那不成私自雇工了么? 虽说之前有人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推算出一个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由此有了个“七上八下”的红线,也就是雇工不能超过8个。 但是因为这么俩学生,碰红线,太不值当。 王小平看梁左不顶事儿,推开他过来替他说,“同志,您知道《人到中年》么?” “人到中年?”经理点点头,“我知道啊,那不一篇么?” “那就是他妈写的。”王小平指了指梁左。 经理精神一振,瞥了梁左一眼,“哟,真的假的,你可别骗我。” “真的,他妈写那的时候,上协和看人家医生做手术来着,也是为了体验生活。” 王小平说着,又捧起一册《剧本》杂刊,指了指上头的《天下第一楼》,“我们排的就是这出话剧,您知道谁写的么?” “谁啊?” “江弦!写《棋王》那个江弦!” 经理把眼睛往杂刊上一杵,一拍大腿,“哟,他啊,我特喜欢他那个《许三观卖血记》。” “所以您” “得得得,干活就别想了,不过” 经理话锋一转,出了个没办法的办法,“你俩不就是体验生活么,这样吧,我让你俩在店里随便逛,不撵你俩出去,这样行吧?” “太行了!”梁左激动起来。 王小平啪的鞠了个躬,“您真是个好人!” 经理笑了笑,“我也就看你俩都是燕大的学生,相信你俩的素质,可千万别给我找事儿,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收拾你们。” “保证不找事。”王小平一口答应下来。 “小平,还是你有办法。”在全聚德里参观,梁左嬉笑着和王小平说。 过段时间,他们话剧队在燕大礼堂有个演出的机会。 除了英达的《我们九个人》,现在话剧队里还有三出话剧,他和王小平还有几个中文系的学生负责操刀其中一出,便是江弦给的这个话剧剧本《天下第一楼》。 “这个剧本写的太好了!”梁左激动的说,“横向式的幕场安排,顺序时间的结构处理,人世间五味杂陈都写在戏里,看着真跟《茶馆》一样。” “你怎么说的《天下第一楼》就跟《茶馆》的仿制品似得。”王小平不赞同梁左的这种说法,“也就是形式和内容比较像,《天下第一楼》又不是没有自己的特点。” 梁左懒得跟她杠,满眼喜色,“咱们可一定要排好这出戏,不能辜负了江老师给的这么好的一个本子。” “是啊。” 王小平点点头,嗅到一旁烤鸭传来的香气,肚子又不争气的咕咕响起来。 “梁左,你带钱没?” “咋了。” “咱也搓顿鸭子吧。” 梁左吓了一跳,“好几块钱一只呢,谁吃得起那玩意。” “您给来只鸭子。”江弦跟服务员点着菜。 他身旁坐着陈喜儒,桌对面则是俩日本人,其中一个叫佐藤纯弥,是编剧,也是导演,极左翼,曾经拍摄过批判s2暴行的电影。 德间书店和北影厂合拍《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佐藤纯弥来北影厂谈合拍事宜,德间书店的东野信夫托他给江弦捎来了《琉璃月照铜钱街》的日译本。 至于陈喜儒,则是江弦请过来,托他代审查一下这篇日译本,毕竟他不懂日语。 江弦怕东野信夫夹带什么私货进去,一定要仔细检查清楚才行。 “听说这家饭店的味道很不错,过来吃饭还需要预约。”他介绍说。 这家店铺藏在东城区的翠花胡同里。 饭店叫悦宾饭馆,名头很大,是全京城第一家个体经营的餐馆,店主叫刘桂仙。 刘桂仙家里穷的一个人平均不了一条棉被,于是在去年年底萌生了一个想法 ——开一家个体饭馆。 她和两个待业在家的儿子写好了开店申请,先是找街道办事处盖章,街道说这得找工商局办营业执照。 去了工商局,京城没有个体饭馆,工商局的副局长也不知道该怎么批,就说不批,刘桂仙去工商局耗了一个月,也不给批。 最后有人看不下去了,告诉这位副局长:她在花帅家里当保姆呢! 工商局领导班子一合计,马上同意给刘桂仙特批,有了全京城的第一张个体餐饮业营业执照,手写的。 工商局的干部还替她担了保,贷来500块钱,用这500块钱,刘桂仙买了台处理的雪花电冰箱。 这饭店一开张,生意那叫个火,四张桌子不够用,天天都是排队吃饭的,还有很多老外,是各国的大使、记者,一结账,有付外汇券的,有付美元、日元、法郎、马克的。 生意太火,以至于刘桂仙定了个规矩,必须预约,且一个人消费上限10块钱。 不过这地方饭菜味道也确实是不错,刘桂仙亲自掌勺。 她儿子先给江弦端上来一盘蒜泥肘子。 江弦拿筷子一戳,往上提起来的时候,肘子跟着筷子一块儿起来,同时慢慢往下垂。 “这肘子真炖美了。” 又上来一道五丝桶,鸡蛋皮里卷着切成丝的各种菜,佐藤纯弥吃了以后竖起大拇指。 “死高一、死高一。” 陈喜儒惦记着日译本的事情,和佐藤纯弥打听《铜钱街》的译者是谁。 得来一个竹内实的名字。 竹内实出生在山东,成年以后才回到日本,是日本的“教员学”权威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