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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朝代的频繁更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而导致朝代更替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起义，那些芝麻小的起义不说，就说影响全国，以至于改朝换代的起义就可以数出八件来：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新朝赤眉绿林起义，东汉黄巾之乱，隋末农民起义，唐末黄巢之乱，元末红巾军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清朝的太平天国。
农民起义为什么只在中国这块土地频繁发生？它的根源到底在哪？
中国的老百姓是很能吃苦的，只要有口饭吃就能支撑下去，但是一旦人没有饭吃了就会起来造反，没吃饭的人越多造反的势头越大，所以大起义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的百姓生存的韧姓是无与伦比的，几千年来，遭受了无数沉重的苦难，却能一次次的重新站立起来，靠的就是这种韧姓。
“我们现在只要给太行山民众一个希望，相信他们就一定能撑过去，一定能安安稳稳的在并州生活下去。”寇准语气坚定无比，他深知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是多么重要，有了土地就有了吃饱的希望，有了一家人生活下去的希望。
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张泉也深感赞同，纵观中华上下两千年，一直都在为土地而战斗！
中华民族能屹立东方，一次次的复兴，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这已经是历史一再见证了的事情，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张泉为此而自豪。
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为增加产出，农民必然不计成本地向土地增加劳动投入，这也是中国古代精耕细作传统的由来。这就导致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从而产生土地集中的需要。土地集中必然减少土地上的农民，更多的人租佃不到土地，沦为流民，聚众山林为寇，严重便形成农民起义。
鉴于此，中国历朝历代都禁止土地兼并，最严厉的措施莫过于王莽的王田制度，从根本上禁止土地买卖。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是社会财富和生息财富的主要形式，土地兼并和集中是不可避免的。
而随着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经过二百年的发展，士族发展壮大，土地做为财富和社会的象征，也日渐聚拢到少数人的手中。
分田分地给百姓，给百姓一个希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分田地就是夺取这些上层社会人的命根子，现在哪块土地不是有主的，虽经战乱，但毕竟还没有改朝换代，你总不能随意地掠夺原地主的土地吧？
从哪儿弄出土地来分给百姓？
解缙摇头说道：“平仲的想法某大致也能猜到，只怕此计行不通。并州虽屡遭匈奴犯进，黑山贼寇祸乱过，地方士族大户很多在叛乱中遇害，然而，但凡是士族富户，通常家族都是枝繁叶茂，根系深厚，即便直系亲属全遇难了，旁支却大多还在，想分掉这些土地，将会遇到极大的阻力，一个不好，他们就会再次煸动叛乱，何况很多士族大户往往总有一两个人能在叛乱中逃生，这田地如何分得？”
寇准胸有成竹地答道：“此事说难不难，首先在理字上站住脚跟后，还需要主公有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才行。”
“哦，平仲有何良策，快快道来。”张泉催促道。
“由州牧府尽快贴出一份布告，宣布各并州各县的田籍档案因战乱已被焚毁或遗失，请各县百姓十曰内拿自家田契到县衙重新登记造册；
拿不出田契的，无任无据，官府将不予承认其拥有的田产，能拿出田契的，则按田契上的亩数丈量足数即可，若有多余，便可拿来分给没有田地的灾民以及太行山众，如此一来，咱们在理字上站住了脚跟，若再有人从中作梗，便无须客气了。”
寇准这一招看似简单，其实大有玄机。一下子让解缙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这么做是公事公办，虽有些不近人情，但理字不失。
没有田契文书为证，不予承认土地所有权，这一点其实只是其次，官府从中获得的土地也不会很多。
因为地契通常都是一个家庭藏得最隐秘的东西，而这东西对匈奴来说只是一张废纸，没有人刻意去搜索这东西，只要还有人在，地契丢失可能姓不大。
重头戏反而是在有田契，按田契上的实际数目返还地主土地这一点上，这才是寇准此计的精髓所在。
每逢朝代末期，地方士绅富户大量兼并土地，而为了逃避赋税，诡寄、虚报等手段层出不穷，官府在册的纳税土地越来越少，大部分土地在一次次诡谲的倒腾中莫名的消失了。
当然，这些土地不可能真的消失，只不过是在官册上找不到记录而已，官册没有记录，那么原主人也必然拿不出有效的地契来。
历朝历代这样，东汉也免不了。
寇准一这招使出，等于是重新清丈一次土地，但这又比一般意义上的清丈土地简单的多，因为需要清丈的只是有地契的小部分，大部分没有地契的“黑田”则直接划为无主之地。
这些“无主之地”只须由官员牵头并监督，由组建起里亭模式按人头分配即可。
这一招使出，以前虚报得最多，损害国家利益最严重的地主，损失就最大，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以前士绅富户势力大时，这一招也难以顺利实施，但现在经过匈奴劫掠、黑山贼寇祸乱之后，并州人口大量减少，地方上的士绅富户被极大的削弱，正是他们最虚弱的时候，这一招实施起来，阻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想清了这一点，解缙面露欣慰之色，不疾不徐地说道：“平仲真大才也，轻易便能化解主公之忧，主公慧眼识英才果然不凡！”